1994年日本记者质问李连杰:“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你们一个个数的吗?”李连杰一句话让对方哑口无言羞愧不已。这样的问题出来时,所有人都转向李连杰,主持人皱了皱眉,助手低头翻看稿件,试图找到转移话题的切口。没有人想到这样的问题会在这样一个场合被提出来,不是媒体惯用的绕弯子,不是轻描淡写的假客气,是赤裸裸地怀疑、否定、挑衅。李连杰盯着那名记者没有立即作答,他眼神没有波动,动作也没有停顿,只是拿起了台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放下,十几秒的沉默里,记者重复了问题。全场仍旧沉默。李连杰缓缓转向另一边的记者席,开口的声音不高,但所有人都听清了他的问题:“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了多少人?”没有人回答,他没有等待答案,又看向那名提问的记者,语速不变,继续发问:“东京大空袭,遇难者名单精确到几位数?”这两句简单的反问击中了原本气势汹汹的问题核心,新闻会后排响起几声手机震动,有记者停下笔,在看李连杰时变得更加专注。现场没人开口,连那位日本记者也低头翻着手上的记录,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回应,李连杰没有停下,继续说出第三个问题,这次没有带上任何修饰或铺垫:“你们有没有公开统计过‘挺身队’的人数?”这一问,台下几位年长的媒体人相视一眼,有人合上笔记本,有人脸上闪过犹豫,这些问题不需要答案,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被完整回答过。那些记录不完整、不公开、不承认,不处理,历史成了某些人口中的模糊概念,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它是真实的、持续的、无法原谅的。这三连问让气氛发生明显变化,记者席前排的一个男青年轻轻咳嗽了一声,手指紧紧扣在笔记本角落;旁边的女记者合上录音笔,却没有关闭设备;远处有一位西方面孔的记者开始认真看李连杰,不再对稿件做任何笔记。这并不是李连杰第一次面对历史问题,更不是他第一次看到他人试图把历史问题包装成技术争论,他在做演员之前,是国家武术队的一员,代表中国走过多个国家,见过不少人当面否认中国的历史事实。成名之后,出席的每一个国际场合都伴随着这种阴影,有时是“你们国家真的经历过这些吗”,有时是“这是不是宣传片里的说法”,而这一次,是在日本、在东京、在一场媒体见证的正式场合,公开地问出了“数过吗”。发布会结束后,李连杰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单独采访,他离开会场,走进车里,对助理说了一句,“我不想解释,也没必要。”他在完成日本的宣传活动后回到中国,几天后去了南京,那次不是安排中的行程,他只带了一位翻译和一位摄影师,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没有任何媒体同行,也没有发布相关内容。他站在纪念馆内那堵刻着“300,000”的石墙前,待了十分钟,没有拍照,也没有发言,他对馆方说,只是想过来看看。三十万不是一个随机数字,它来自数以千计的证词、照片、文件、庭审资料、国际调查、埋骨地点实地挖掘,是战争后留下的完整证据链,也是中国社会几代人共同维护的历史基础。在中国,没有人会用这个数字去争论,三十万就是一条底线,是不容动摇的事实,不是可以“估算”、“商议”、“模糊”的参数。李连杰后来在一场私下的演讲中说,这个数字是事实线,是情感线,也是认知线,谁跨过去了,不是学术问题,是人性问题。而日本社会对此的回应一直存在分裂,一部分人选择回避,认为那是“遥远年代”的事,与现在无关;另一部分人质疑数据,声称“研究未确定”;还有一小部分人坚持揭示真相,但常被边缘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其随笔中曾写过一段话,说历史不是过去,是一直活着的东西,他认为日本无法正常面对亚洲历史问题,是国家心理成长的迟滞。他在东京书展中曾公开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不能模糊、不能退让的事实”,并批评部分日本政界企图篡改教材,他的表态曾被右翼组织围攻,但他从未收回观点。李连杰没有再公开谈论那次记者提问的事件,但他的经纪人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说,那天他从现场回到酒店时,只说了一句:“他们不承认,不代表它没发生。”这句话从未公开出现,但在后来很多人看到那段发布会视频后,都明白了他当时的立场,不是演员的身份让他站出来,而是一个人的信念,三十万是个事实,谁都不能用问题,把这事实质疑成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