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4 月，国民党少将范纪曼，即将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说要上厕所。看守没多想，谁料这一去，他竟靠着藏好的木板，从监狱逃了出去。

当时，上海提篮桥监狱里，范纪曼裹着霉草席，听着铁窗外的雨声，手指摸向袖口的木板 —— 这是他从厕所烂木架上拆的。

狱卒脚步声近了，他闭眼压下胃酸。“范纪曼，出来！” 狱警踢铁门的 “哐当” 声刺耳。他踉跄站起，指尖蹭过裤缝的木刺，那是用磨尖汤匙刻的，三寸长，能卡进围墙裂缝。

范纪曼的故事，要从 1926 年说起。

那年武汉汀泗桥战役正烈，叶挺独立团战旗在硝烟里飘。二十岁的他端枪冲在最前，子弹擦眉骨飞过，热血糊住右眼，却让他看清了革命。

伤愈后大革命失败，他揣着恽代英的介绍信，坚定走在重庆石板路上。

梁山县城（今重庆梁平）的范家少爷，总把《新青年》塞给挑夫。1930 年 5 月，游行被冲散，他攥着传单的手被铐住，才知信仰要付代价。

苏州监狱里，月光被铁窗切成碎银。三个月酷刑加叛徒指认，他始终不松口。出狱时，彭雅萝（后为其妻）见他衣襟沾着霉粥，心疼得说不出话。

1932 年，范纪曼到北平。在琉璃厂古玩店，他用德语给军统站长陈恭澍翻译报纸，没人知道，带油墨味的情报正通过暗门送延安。

陈恭澍邀他去日本武官酒会，他笑着举杯，却记下公文包里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当夜，他趁巡捕换岗，把情报塞进教堂忏悔室。

这种 “双面人生”，一直持续到 1934 年的一个雨夜。

地下党员冀丕扬叛变了，范纪曼的伪装一下子被撕开。

军统的人把他抓起来，皮鞭一下下抽在他背上。

他咬着牙，把藏在身上的情报咽进肚子里，只说自己是 “翻译外交文件时出了错”。

彭雅萝在监狱外面急得团团转，到处找人帮忙，最后请到了宋庆龄先生。

那位穿黑色旗袍、一身正气的夫人，专门在报纸上写文章，说 “范君乃爱国青年”，这才帮他拿到保释文书。

转眼到了 1949 年 4 月 18 日，提篮桥监狱里，范纪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放风的时候，他绕着墙根走了一圈又一圈，这已经是第七圈。

他之前塞进竹篱笆墙裂缝里的木片，虽然发了霉，但摸上去还挺结实。

这时，狱友周黎扬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死刑名册上，你的名字被画圈了。”

范纪曼摸了摸裤袋里的木板，突然想起 1938 年的那个夏夜。

那年，他在霞飞路的公寓里，战友刘逸樵递来一份密报，上面写着 “日军要进攻张鼓峰”。

他连夜把文件翻译好，天刚亮就骑着摩托车冲进雨里，把情报送了出去。

后来，苏军轰炸机的轰鸣声传来时，他正躲在法租界的咖啡馆里。

他听着收音机里播报的捷报，手里的派克笔被攥得发烫 —— 他知道，自己又救了很多人。

1949 年 4 月 19 日凌晨，监狱里一片寂静。范纪曼突然大喊：“我要上厕所！”

值班的狱警被惊醒，不耐烦地走过来。

范纪曼捂着肚子弯下腰，看起来特别难受，指尖却死死抠着木板边缘，不敢放松。

就在狱警转身去拿钥匙的那一瞬间，范纪曼像豹子一样，猛地扑向墙头！

三寸长的木刺精准卡进砖缝，他双手一撑墙沿。

虽然听见身后子弹上膛的声音，但已经来不及了 —— 他翻身一跃，跳进墙外的黑暗里，成功逃了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教舞台美术，日子平静。1955 年因 “潘杨案” 入狱，当时还在准备《还乡集》校样。

二十年牢狱里，他在水泥地上画布景，把霉斑想成咖啡渍找寄托。1984 年冬，上海市高院的红章盖在恢复党籍的文书上。

84 岁的他坐在藤椅上，听着梧桐叶响，想起叶挺团长的话：“小范，这面旗交给你了。” 他从没辜负。

如今重庆梁平桂花溪边，他的墓碑刻着 “红色特工”。年轻人来放木板，说这是 “最酷的越狱工具”。

但历史知道，1949 年 4 月清晨，他袖口藏的不是普通木板，是用信仰和勇气打开黎明的钥匙。

范纪曼 1906 年生于四川梁山，1990 年去世。他读军校、入共青团和党，随叶挺团北伐负伤；建党组织、搞地下工作，五次被捕受刑仍忠诚。1980 年错判被撤，1984 年平反。

他的故事像谍战剧，离开三十多年仍被铭记。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与忠诚 —— 这样的英雄，该永远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