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中将李振率部起义，在谈判时，见解放军干部都很年轻，脸色大变说：“你们不讲信用，我要见刘伯承司令员。”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刘伯承虽然年少，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决定投入到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事业中，投身于军队。1912年，他进入了将校学堂，开始了自己的军事学习。1913年，刘伯承随川军第5师参与了四川讨袁之战。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奋勇向前，表现出了超凡的胆略。即便如此，他自己却并不为这段经历感到骄傲，多年后，他曾自嘲道，那时的自己只有勇气，却缺乏谋略。战后，刘伯承的名声逐渐传开，但他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反而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缺点。1916年，刘伯承的军事生涯经历了他的一次重大转折。那年3月，刘伯承在重庆丰都地区指挥与北洋军阀的激战时，不幸负伤，子弹击中了他的眼部。伤势严重，但由于刘伯承在军中的崇高威望，士兵们冒着枪林弹雨，将他救出。受伤后，医生为他实施手术，但刘伯承拒绝全身麻醉，因为他担心麻药可能会影响到大脑功能。在手术过程中，他忍受着剧痛，冷静地计算着每一刀的次数。医生对他的坚韧不屈表示震惊，并称他为“军神”。这次重伤不仅没有削弱刘伯承的斗志，反而促使他进一步深入思考军事战略，并在之后的岁月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指挥才能。1923年，刘伯承因伤在成都疗养期间，结识了杨闇公和吴玉章等进步人士，受到他们新思想的影响，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的一员。随着岁月的推移，刘伯承的军事才能愈加突出。1928年至1930年，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军事水平。回国后，他参与了许多关键战役，并屡屡取得辉煌战果。在红军时期，最为显赫的战役之一就是1932年面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时的表现。当时，国军派出50万兵力围攻红军，而红军只有4万人，形势极其危急。然而，刘伯承和他的部队通过巧妙的战术，以小部队佯攻、大部队伏击敌人，最终成功重创国军的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继续展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37年10月，日军猛烈进攻晋东地区的娘子关，国民党军队在多方面遭遇困难。此时，作为八路军129师的师长，刘伯承针对局势迅速做出了决策，指挥386旅前往并设伏在七亘村，伺机对敌进行反击。在一次战斗中，刘伯承巧妙地利用了“重叠待伏”战法。当日军的辎重部队在七亘村附近露出破绽时，386旅的部队首先放过了敌军的前卫部队，然后猛然发起攻击。经过一番激烈的白刃战，刘伯承的部队几乎将日军全歼。两天后，日军再次在七亘村出现，企图再次渗透至前线，没想到再次遭遇了刘伯承精心布置的伏兵。此次伏击同样以巨大的成功告终，数百名日军士兵和大量军需物资被缴获，刘伯承凭借这一战法，让日军感到十分棘手。除了在七亘村的两次伏击，刘伯承在抗日战争中的其他战役也同样令人称道。他在神头岭、晋东南的反围攻战斗中屡次展现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在百团大战中，他灵活多变的战术安排，使得他所率领的部队成为日军难以捉摸的对手。日军不得不承认，刘伯承的部队出没如鬼魅，每次他们前进，刘的部队就迅速消失，而当他们停下脚步时，刘的部队又在不经意间出现在他们面前。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刘伯承的军事才能逐渐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到了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指挥数万大军。1949年，刘伯承负责组织南京军事学院，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指挥人才，这为中国的军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期间，刘伯承的指挥风格依然保持了其一贯的灵活性与高效性。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他提出“攻弱则强者亦弱，攻强则弱者亦强”的战术原则。在多次战役中，刘伯承领导的部队都取得了重要胜利，如龙海反击战、定陶战役等，都令敌军胆寒。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刘伯承通过精妙的战术布局，在巨野、金乡、鱼台等地接连歼灭敌军，直至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联系枢纽，彻底打乱了敌方的防线。1950年代，刘伯承不仅参与了战术制定，还深入研究和分析敌军的动向，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建议。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时，刘伯承凭借其丰富的战争经验，成功制定了应对印军的战术方案，化解了印军的进攻，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直至1982年，因健康原因，刘伯承辞去了一切职务。四年后，他在北京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