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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毛主席问高碧岑：“中国北临苏联，南临印度，东临日本，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攻击中国，我们怎么办？”1969年，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那一年，国内刚刚经历十年的剧烈动荡，国际局势却更加不容乐观，北方的苏联，刚在珍宝岛与中国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战火虽停，敌意却在升温，苏联在整个中苏边境部署了超过百万大军，坦克、战机、导弹部队一字排开，甚至还有数百架挂载核弹头的轰炸机，苏联高级将领和苏共领导人开始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于情报报告中的警告。南边的印度也不是让人安心的邻居，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虽然以中国胜利收场，但边界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被称为“藏南”的地区仍被印度实际控制着，1969年，印度与苏联签署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表面上是合作，实则是战略上的靠拢，这使得中国不得不考虑南北同时受压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东边的日本也在悄然恢复军事力量，尽管战后受到限制，但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的自卫队不断扩充，配合着美军在横须贺、冲绳等地的基地，一旦局势升级，日本完全可能成为军事对抗中的一环。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真正可靠的朋友，和苏联早已反目，和美国则是敌对状态，中美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立，还在越南战场上间接交火——中国支持北越，美国支持南越，双方虽然没有直接宣战，但在战场背后早已刀光剑影，中国的外交处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继续被动挨打显然不是出路，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而要想跳出被围困的局面，首先得看清敌人的真正布局，中国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看似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的苏联、印度、日本，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这三者之间并没有牢固的联盟，反倒各有各的算盘，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冷战正激烈展开，彼此视为头号对手，印度虽与苏联合作，但仍坚持不结盟政策，日本则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与苏联关系并不融洽。正是从这种缝隙中，中国看到了机会，如果能够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压迫，而美国，虽然与中国关系紧张，但并没有直接侵略中国的历史恩怨，相比之下，沙俄和苏联早年对中国的领土侵占则让人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财政压力巨大，尼克松政府急需寻找外交上的突破来缓解局势。中国判断：美国此时有可能愿意在外交上“松口”，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外政策的调整，更是一次冷静的战略转向，中国不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敌对，而是开始以大国博弈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这种战略上的成熟，最终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布局。中美之间的接触并非一夜之间完成，从1969年开始，中国就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友好信号，原本已经中断多年的中美驻波兰大使级会谈悄然恢复，同时，中国还利用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国作为中介，向美国传达出改善关系的意愿，这些举动并不张扬，但步步为营，逐步为后来的外交突破打下基础。1971年，一次体育赛事成为关键转折点，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选手之间的几次友好互动引发全球关注，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在当时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表面上是体育交流，实则是中美之间的一次政治试探，这场被后人称为“乒乓外交”的事件，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打开了一扇窗。紧接着，尼克松政府迅速作出回应，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举行长时间会谈，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深入磋商，也为更高层级的访问奠定了基础，仅仅半年之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踏上中国土地，与毛泽东会面，并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这份文件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走向缓和，中国从被孤立的边缘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关键角色。这次外交突围的影响远不止中美之间的关系改善那么简单，苏联一看到中国与美国接近，立刻感受到巨大压力，原本还在考虑是否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中国的苏联，也不得不重新权衡代价，中国的安全环境因此获得极大缓解，边境上的对峙局势逐渐降温。不仅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行动，日本、西德、意大利等国陆续与中国建交，曾经冷清的外交舞台突然热闹起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质的变化，从一个被围堵的国家，变成了可以主动参与世界事务的力量，这种转变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说起末代皇帝溥仪，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末代皇帝》里那个尊龙扮演的，一生跌宕起伏的形象。他当过皇帝，也当过战犯，最后成了新中国的一介普通公民。他这一辈子，真是历史三峡里的那叶扁舟，被巨浪推着走，自己说了不算。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因为肾癌和尿毒症，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终年61岁。人走了，可事儿没完。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了他妻子李淑贤和弟弟溥杰等亲人面前：这人，该怎么葬？按皇帝的规格？那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在那个年代是绝无可能的政治错误。可按普通老百姓的规格吧，他毕竟是爱新觉罗家的子孙，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处理了，情感上、传统上似乎也说不过去。溥仪的身份，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份的，前无古人，后也再难有来者。他的身后事，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特殊问题。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谁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一级一级地往上报，最终报到了时任全国政协。政协的领导们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于是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当时，总理的指示很明确，主要有三点：第一，溥仪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丧事费用应该由全国政协来承担。这一点，直接定下了调子。溥仪的最终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的身后事，就应该按照这个身份来办。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与“皇帝”相关的特殊化处理方式。第二，追悼会的规模和形式，要征求家属的意见，特别是他妻子李淑贤的意见。这一点，就充满了人情味。虽然国家定了总的原则，但在具体怎么办的细节上，充分尊重家属的感受。国家大政方针的严肃性和对个体家庭的关怀，在这里结合得特别好。第三，关于安葬地点，周总理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可以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第三点，可以说是整个安排中的“点睛之笔”。为啥这么说呢？咱们得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个什么地方。这里安放的，都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领导人、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等等。让溥仪的骨灰进入八宝山，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姿态。它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溥仪，这个昔日的封建帝王，已经成功地被改造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公民。他后半生在政协的工作，他对新社会的认同，得到了国家的最终认可。这不仅是对溥仪个人的一个盖棺定论，更是对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和政策成功的一个实例。有了总理的指示，事情就好办了。1967年10月19日，溥仪的遗体在北京东郊的火葬场火化。火化后，溥仪的亲属，包括溥杰、韫馨、韫娱等，还有一些生前好友，在政协的安排下，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追悼会现场的布置很简单，正中挂着溥仪的遗像，下面是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他最终身份的最好证明。追悼会后，溥仪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道说道。他的骨灰盒最初并不是放在那些高级干部所在的“第一室”，而是安放在了公墓东侧的一个存放普通人骨灰的祠堂里。后来，经过溥仪亲属的再次请求，也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同意，才将他的骨灰盒移入了八宝山正室，也就是安放已故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骨灰的地方。这个小小的变动，也体现了国家在处理这个特殊历史人物时，那种审慎和逐步确认的态度。最终，溥仪和那些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人安放在了一起，这对他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归宿了。他从“龙”到“人”的转变，在死后得到了最终的、也是最权威的确认。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90年代。溥仪的妻子李淑贤觉得，让溥仪安息在八宝山，虽然是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她觉得，溥仪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后代，应该和他的祖先离得更近一些。于是，她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把溥仪的骨灰迁到清西陵。清西陵是清朝皇家的三大陵寝之一，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李淑贤的这个想法，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最后，在河北省和当地陵园方面的协商和努力下，事情得到了解决。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安葬在了距离清西陵光绪皇帝的崇陵不远的一处商业性公墓——华龙皇家陵园。溥仪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祖先的身边，但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进入皇陵，而是他的遗孀用市场经济的方式，购买了一块商业墓地。他的新陵墓旁边，还安葬着一位皇后（婉容，衣冠冢）和一位贵人（谭玉龄）。这看起来像是帝王陵寝的配置，但它的性质，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墓地。

毛主席的五大遗憾：第一：留了个尾巴，遗憾无穷自从1953年起，毛主席每年都会遥望大海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但遗憾的是，一直到1976年，依然没有完成祖国统一。台湾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当时毛主席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根据朱德建议，派300-400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再购买飞机一百架，连同现在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坚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遗憾的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仅派兵干预，还公然派出美国第七舰队去台湾海峡。当时周总理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制裁美国的做法，并对世界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的家务事。客观上说，美国的武装侵略，严重阻碍了毛主席“夺取台湾”的计划。此后，很多年后，各种各样的事都很忙，比如制造原子弹，对越南，印度的自卫战，包括那十年，又让解放台湾这件事拖了下来。1976年在临终前曾对华国锋说过自己的“盖棺定论”，说自己干了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岛上去了，很多人叽叽喳喳的，无非是让我收回来那几个岛。他还说，估计要交给下一代了。第二，双亲去世时未能陪伴身边毛主席对父母的感情，藏在那些泛黄的书信和深夜的思念里。1910年，17岁的他离开韶山冲时，父亲毛顺生还在为家里的田产忙碌，母亲文七妹塞给他的布鞋上还留着新纳的针脚。那时他或许没想过，这一去，与双亲的相处竟成了倒计时。1919年春天，母亲因淋巴结核加重，他连夜从长沙赶回韶山。守在母亲床前的日子里，他亲自煎药、喂水，还请来郎中诊治。可没过多久，革命工作催他返程，临走时他握着母亲的手说：“等忙完这阵，我一定多陪您些日子。”谁料这竟成了母子间最后的承诺。同年10月，母亲病逝的消息传到长沙，他疯了似的往家赶，却还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在母亲灵前，他写下《祭母文》，字里行间满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的追悔。更让他痛惜的是，父亲在母亲去世仅三个月后也撒手人寰。当时他正带领驱张请愿团在北平奔走，接到家信时，只能对着北方的天空深深鞠躬。后来他跟警卫员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爹娘。他们在世时，我总想着外面的事，没好好陪过他们。”1959年回韶山时，他特意走到父母的坟前鞠躬，随行人员想拍照留念，他摆摆手说：“就跟爹娘说说话吧。”那天他站了很久，烟抽了一根又一根，临走时还嘱咐乡亲：“要好好照看老人家们，别让在外的儿女留遗憾。”第三，青藏铁路未能通车1954年，当康藏、青藏公路通车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毛主席在地图上沿着两条公路的轨迹画了个圈，对身边的人说：“公路能通，铁路也一定能通到拉萨。”那时他就想着，要让火车把内地的工业品拉到西藏，把西藏的酥油、羊毛运出来，让高原上的孩子也能坐上火车看看外面的世界。1956年，青藏铁路开始勘测时，他特意召见工程师，详细询问冻土处理、桥梁设计的难题。听说勘测队员要在零下三十度的唐古拉山扎营，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给同志们多备些羊皮袄和冻疮膏，告诉他们，全国人民等着他们的好消息。”可这条铁路的修建比想象中难得多。李先念告诉毛主席：“估计得10年左右。”毛主席说：行，那就给你们10年时间，到时候如果我还活着，那就坐火车去拉萨看看。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技术，加上地理环境，人力物力的种种影响，施工问题一直停滞不前，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还指示说，不要怕，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不用急于求成。就这样，在毛主席逝世前，青藏铁路一直没有建成通车，也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的一个遗憾。值得一提的是，青藏铁路2006年才全线通车（西宁站至拉萨站）第四：未能实现骑马走江河的愿望毛主席一生爱马，早在延安时，他就骑着战马走遍陕北的沟沟壑壑。小青马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主要座骑，建国后，这匹马被送到北京动物园养老，毛主席很怀念它。1964年，他看着地图上蜿蜒的黄河、长江，突然对身边的人说：“我想骑马从黄河源头走到入海口，再沿着长江看看两岸的庄稼。”这个念头像颗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他还让秘书收集黄河、长江沿岸的风土人情资料，没事就翻着看。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军舰闯入南海。那天他在书房待了一夜，第二天对警卫员说：“骑马的事先放放吧，国家的事要紧。”因为他对卫士说过自己的三大愿望，其中一个就是骑马去长江两岸走一走。1975年，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却仍让警卫员把马牵到中南海。后来这两匹马被送到了北京动物园，饲养员说，每当听到有人说“黄河”“长江”，马就会仰起头嘶鸣。这个未完成的愿望，藏着他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　　第五：接班人选择的波折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传承，苦心孤诣地选择接班人，先后考虑过刘少奇、林、王洪文等，但都经历了波折。最后选择了他深受信任的华国锋。

毛主席说：“我准备和美国斗一万年，鉴于你来到中国了，那就减一百年，还剩九千九百年。”尼克松听到后被吓一跳，赶紧说：“尊敬的毛主席，您写过一首诗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还是不要斗了吧。”随即二人哈哈大笑。今天读了毛主席和尼克松的故事，再一次深深敬佩毛主席，不得不说，毛主席是最会说话的人，也是最善于和美国斗争的人。其实早在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在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毛主席，我们抗美援朝到底要打多久？毛主席激情澎湃地说：“到底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现在是艾森豪威尔以及今后美国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到完全胜利！”毛主席的意思其实很明显，那就是不管多久，都要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想要和我们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这和文章开头毛主席的那句话真是巧妙地呼应了。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就职演说中谈及中国，释放出希望交流的信号，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并批示尼克松的演说见报，之后，毛泽东亲切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夫妇，还特意与之共同检阅游行队伍，其醉翁之意不在酒，正是想通过此举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向美方传递积极信号。但奇怪的是，眼见两个月过去尼克松毫无反应，毛泽东在12月18日再次与斯诺长谈，公开向尼克松伸出橄榄枝，直言欢迎尼克松上台，还表示愿意与他谈，无论谈得成与否，吵架或者当作旅行者来访皆可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与周恩来等多次会谈，双方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亲往迎接。尼克松后来也在文章说，我和周总理的握手，说明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到北京不到3小时，毛主席就多次打来电话，让周总理快点带尼克松去菊香书屋，尽管毛主席身体不佳，但思绪快如闪电。期间谈到蒋介石，毛主席幽默地说，我们的一位共同老朋友，估计不希望你来啊。尼克松一味的笑，毛主席又说，我和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时间长！这句话真的意味深长。从哲学问题，谈到生死问题，毛主席的思维非常快，尼克松应接不暇。原定这场谈话只有十几分钟，但严重超时。在尼克松访华离京前，中美双方已就公报基本达成一致，但刚到杭州，美国国务院方面又对公报提出15处修改，这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极为为难。据基辛格回忆，尼克松气得发疯，穿着睡衣在宾馆里烦恼地来回走动。即便如此，中美关系也从这时候开始逐渐好转。访华期间，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去了中国很多地方，还去了长城，要知道当时周总理的身体其实也不太好。据说周总理还陪同他去西湖，看到苏堤两边景致不同，周总理笑着说，这苏堤两边都是西湖，就像海峡两边都是中国人。周总理不愧是外交天才，他总能以幽默风趣的话语，在谈笑间化解紧张氛围，同时又能清晰有力地表明中方立场，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在台湾问题上，周总理和毛主席寸步不让，坚守原则底线，让世界看到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毛主席也从来不惧怕，记得当年基辛格和毛主席聊天，说毛主席发明了一个英语单词，是“纸老虎”的意思。在聊天时说起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尴尬，因为毛主席说的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吓唬人的。不曾想，毛主席没有回避，而是直接说，是的，就是我发明的，叫papertiger。基辛格指了指自己说：说的就是我们吧。二人哈哈大笑起来。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深刻领略到毛主席非凡的智慧与独特魅力。仔细想想那个年代，毛主席他们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太不容易了，带领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稳步前行，为新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外交遗产与精神财富。如今再看，敬佩之情真是油然而生。

1951年，彭德怀要在朝鲜枪毙周总理的女婿，总理得知后，急忙给彭德怀发电，要求将他押回国内处理！事实上，对于这个女婿，周总理一直都是不满意的，就连婚礼周总理也没有出席，只有邓颖超过去了。而这个女婿就是金山，之所以说是女婿，其实是因为孙维世，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干女儿，和周总理夫妇的关系也一直都是很好的。他们也一直都把孙维世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顾，而孙维世在很多时候也是十分乖巧的，无论是学习，还是行事上，都是属于那种不怎么让人操心的类型。唯独在感情上，孙维世简直是太让人操心了，其实孙维世还和林彪相亲过，林彪喜欢孙维世，但是孙维世并不喜欢林彪，不过他们两人的关系倒还不错。孙维世也是一个才女，不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名剧，还成为了当时少有的女导演。孙维世喜欢上金山是1950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孙维世在执导话剧《保尔柯察金》，而金山则是男主角。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孙维世喜欢上了金山，孙维世在感情上是十分坚定的，既然喜欢了，她就没有想过要放弃。对于孙维世来说，金山就是她的灵魂伴侣，是她确定了未来要一起生活的人。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孙维世的选择就有些让人无法理解了，更不要说那时候金山已经有妻子了，周总理对金山这个人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得知孙维世和金山在一起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他们两个不合适，想要让他们分开，但是孙维世却是铁了心的要嫁给金山。1950年孙维世就和金山结婚了，周总理送的礼物就是一本《婚姻法》，既然已经阻止不了，他也是希望孙维世能帮幸福的。但是金山花花公子的本性却是很快就暴露了，那是在1951年的时候，金山去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想要寻找创作灵感，也是得到了金日成的热情接待，还让身边的女秘书给金山当翻译。只是这个过程中，金山竟然和那个女秘书谈起了恋爱，而这件事也是很快就被金日成给知道了，还告诉了彭老总。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金山被送回了国内，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还被撤职查办。虽然金山是周总理的女婿，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周总理也是丝毫没有包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让金山进行了劳动改造。孙维世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是非常的伤心，但是她依旧还是喜欢金山，坚定的站在金山身边，在金山回家之后，她也是很快就原谅了金山。对于金山，孙维世始终都是不离不弃，好在这件事之后金山对孙维世也一直都不错，只是他们两个人也没有走到最后。孙维世死在了那一场浩劫之中，金山对于孙维世的离去也是十分的伤心，也是在这时候，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走入了金山的生活中。孙新世不忍金山沉浸在失去妻子的悲痛中，一直都在照顾金山，两人也因此生出了感情，最终走到了一起，一直到1982年金山去世，孙新世一直都陪伴着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