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福建副省长贺敏学被抓，毛主席得知情况后非常惊讶，因为贺敏学不仅是贺子珍的哥哥，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功臣！   1967年，福建省政府的一栋办公楼内，贺敏学正在审阅一份海防工程的施工报告，他当时是福建省副省长，一贯亲力亲为，哪怕是一些基层的技术图纸，也都要亲自过目，这份报告他已经看了三遍，却仍在斟酌其中一项数据是否合理，正当他皱着眉头准备继续往下看时，门被推开了，几名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进来，没有任何解释，带走了他，原因不明，手续全无。   消息很快传开，很多人不敢相信，那个一向低调务实的贺副省长，居然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在风声鹤唳的年代，没人敢多问一句，福建的工程进度一时间停滞，很多项目无人拍板，而在北京，毛主席批阅文件时看到了有关贺敏学的情况，沉默许久，最终在一份批示上写下七个字：“贺敏学是个好同志，”这七个字，随后以惊人的速度传回福建，直接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贺敏学出狱那天，是他被关押的第八十三天，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继续处理堆积如山的工程文件，他不提被关的事，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平反大会，他说时间紧，铁路计划已经落后了。   贺敏学这一生，从不靠口头表态，也不热衷于抛头露面，他的工作方式，总是干在前，说在后，他出生于1904年，江西永新人，家境在当时算是小康，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家里还开了一家茶馆，他从小读书，但比起四书五经，他更喜欢看《水浒传》，对那些“替天行道”的故事特别上头，少年时期，他因为在茶馆里制止流氓调戏妇女，动手打伤了人，被迫离家躲避风头，这件事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离家后，他先是学武，自觉体魄强健才有救国之本，1925年，他考入南昌军官子弟学校，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他参与北伐，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自卫军，这一年，他妹妹贺子珍也在当地展开革命活动，姐弟俩在永新一带颇有声望，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他被捕入狱，和几十位同志关在一起，他在狱中设法建立秘密组织，鼓舞斗志，最终在农民武装的营救下成功越狱。   越狱之后，他并未就此退缩，而是立即组织永新暴动，占领县城，虽然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他迅速将部队撤往井冈山周边，与山中的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取得联系，贺敏学与这两位绿林出身的头领早就有交情，他对地方局势的熟悉，为后来红军顺利进驻井冈山打下了基础。   当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时，贺敏学已经在那里扎下根，他不仅亲自出面协调，将袁、王二人劝服，还促成了他们与红军的联合，这在当时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地方武装的支持，红军无法在山区立足，而贺敏学，正是那根承上启下的纽带。   井冈山时期，他不仅统筹武装建设，还负责粮草、药品的筹措与运输，黄洋界保卫战中，他指挥发射仅有的几发炮弹，吓退了敌军，毛主席后来的那首《西江月·井冈山》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说的正是那一战，他在龙源口战斗中身负重伤，却坚持指挥作战，之后几年，他一直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承担着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的重任，常年穿梭在敌后前线，运送弹药、转移伤员。   抗战时期，他被派往华中敌后，调度交通线，组织地下运输网络，解放战争中，他担任华东野战军27军副军长，参与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尤其在渡江战役中，他亲率先头部队抢滩登陆，被誉为“渡江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主动申请转入地方工作，他先后在上海、西安、福建等地任职，专注于城市建设、水利交通等项目，他在福建工作的时间最长，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几乎一刻不停，他的办公室在简陋的砖楼里，坐的是旧木椅，桌上堆满图纸和资料，工地上的工人常看到这位副省长穿着灰布衣，蹲在泥地里看地基。   他对工程质量极为严格，一次福州的道路拓宽项目因预算问题被搁置，他亲自奔赴现场测量，修改设计方案，最终在不增加预算的前提下完成施工，他还推动了福建第一座现代化钢铁厂的建设，结束了福建“无钢”的历史。   1967年的那场风波对他来说，是人生中又一个突如其来的考验，他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在干部会上为几位被批斗的技术人员说了几句公道话，在那个讲“立场”的年代，讲“事实”往往是冒险的，他什么都没争辩，只是被关押期间，继续在笔记本上默写工程数据和图纸。   他的妻子李立英是老红军，早年参加长征，性格果敢，她在丈夫被捕后，翻出几封毛主席早年写给贺敏学的亲笔信，连夜赴京，将信交到中南海，毛主席看过信件后写下那句评价，成为贺敏学得以重获自由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