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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想让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但是，刘伯承婉拒了，说：“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参考资料：2012-07-30中国青年网——南昌起义的首任参谋长——刘伯承）解放大西南的炮火声刚落，刘伯承元帅还没来得及卸下征尘，本该在胜利的荣光里，等着进入北京的权力核心，毕竟，他战功赫赫，毛主席也对他期望甚高。然而，就在外界纷纷猜测这位元帅将官居何位时，一封北京急电，却让刘伯承的人生拐了个大弯。摆在刘伯承面前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总参谋长一职，可他不仅没要，反而幽默又坚决地回绝了，这番操作让很多人看不懂，他到底放弃了什么，又选了什么？新中国刚成立，解放军就面临一个头疼的转型，过去打天下，靠的是小米加步枪，现在要保卫国家，就得告别游击习气，搞正规化、现代化。说白了，军队要从“低级阶段”升级到“高级阶段”，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玩转诸军兵种合成作战，这个坎迈不过去，政权就坐不稳。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和中央想到了刘伯承，而刘伯承自己，也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在他看来，军队现代化最难啃的骨头，是培养能打现代战争的中高级指挥官，没有这样一批人，再好的装备也是废铁。1950年6月，刘伯承听说中央军委准备在战时学校的基础上，改建一批正规军校，心里很是激动，在此之前，有人跟他透风，说中央和毛主席考虑让他进京当总参谋长。面对这份天大的荣誉，刘伯承却风趣地摆了摆手：“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了，总也没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当个教书先生吧！”这番话听着像自谦，实则点明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刘伯承很清楚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比从前，总参谋长这种需要冲在第一线的重担，应该交给更年轻力壮的将领。而刘伯承自己，更适合静下心来搞研究，做点培养人才的实在事，想到这，他提笔就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地区的所有行政职务，信里写得恳切：“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毛主席对他的心思，其实看得很透，他知道，让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军事家去奠基军事教育，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很快，中央不仅批准了他的请求，还让他把西南的工作交给邓小平和贺龙，尽快回京筹建陆军大学。就这样，1950年秋天，刘伯承被毛泽东一封急电从重庆催回了北京，同年11月30日，毛主席正式下令，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这既是他多年的心愿，也是历史的选择和毛主席的重托。一头扎进军事教育，刘伯承兴奋得像个孩子，他深知，这所学院就是未来高级将领的摇篮。开学之初，看到杨得志等一批高级将领来报到，刘伯承高兴地称他们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将来国家有难，就得靠他们指挥打仗。即使在抗美援朝战事最紧张的时候，刘伯承依然坚持，为了国防的最低需求，至少得有三四十个兵团级以上的高级将领来脱产学习，这可不是小事，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高度支持，迅速批准。军事学院刚上轨道，刘伯承的眼光就看得更远了，他琢磨着建立一个更全面的专业院校体系，他先是在学院内部创办了海军、空军、炮兵等各个系，主动为各军兵种“代培”干部。等各军兵种建设有了点规模，刘伯承又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一个宏大构想：分建六大学院，以战役系为基础，组建高等军事学院；同时，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系各自独立，成立相应的军兵种学院。这个计划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各大学院的筹建工作全面铺开，刘伯承为能给中央当好这次“大参谋”，打心底里高兴。然而，摊子铺大了，新问题又来了，到1955年，学员越来越多，教员却严重短缺，趁着在京开会的机会，刘伯承当面向毛主席“诉苦”，毛主席听后乐了，风趣地说：“你喊的声音还是不大嘛！”刘伯承一听就明白了，高兴地回应：“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回到南京，他立刻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写报告，请求授予他一项特殊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当老师，我都可以选留”。1956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前夕，毛主席带着陈毅、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亲临视察，这无疑是对刘伯承工作的最高肯定，毛主席兴致很高，让刘伯承挨个介绍学院的干部，他则一一握手问候，还不时开着玩笑。视察结束时，毛主席高兴地对大家说，中央派刘伯承当院长是“知人善任”，勉励大家把学院办得更好。临走前，毛主席还在学院的游泳馆里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尽兴之余，更下了一道著名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明年都跟我横渡长江！”现在回过头看，刘伯承元帅的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个人而言，担任总参谋长，是执掌全军、运筹帷幄的即时权力；而选择办学，则是为未来播种，影响的是几代人，前者是当下的辉煌，后者是长远的基石。

1949年，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就托人给她带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却说：“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刘伯承的原配叫程宜芝。1905年，刘伯承13岁时，父亲刘文炳病重。临终前，父亲给刘伯承订了一门娃娃亲，女方便是年仅11岁的程宜芝。双方约定，等刘伯承和程宜芝长大了，就结婚，但刘伯承对此却坚决反对。受新思潮影响，刘伯承对包办婚姻十分抗拒，加上他之前没见过程宜芝，对程宜芝也不了解，让他和程宜芝结婚，刘伯承实在是做不到。尽管如此，家里人坚持让刘伯承去相亲。刘伯承无奈，只好去见一见程宜芝。见程宜芝前，抗拒这桩婚事的刘伯承，就给自己打扮了一番，他故意用锅灰抹脸，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蓬头垢面，甚至还故意流鼻涕装傻。程宜芝的父亲看到刘伯承这样子，果然产生了退堂鼓，他准备退婚，刘伯承见了，心中暗喜。谁曾想，程宜芝却看破了刘伯承的伪装，还对父亲说：“此人聪慧，绝非愚钝之辈！”说着，程宜芝对刘伯承就很有好感，她不顾父亲反对，坚持嫁给刘伯承，程宜芝的父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就这样，这门婚事，就正式订了起来。1910年，刘伯承和程宜芝正式成婚。这年，刘伯承18岁，程宜芝16岁。婚后，刘伯承对这桩婚事依旧抗拒，但程宜芝在新婚之后，十分勤勉，她待人真诚，朴实大方，把家里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每天步行十里地，只为了给刘家打水，甚至还独自耕种了三亩地。刘伯承见了以后，很难不动容，也就慢慢接纳了程宜芝。结婚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刘伯承剪掉了辫子，打算投身于革命，并在1912年的时候考进了重庆将校学堂，程宜芝知道，刘伯承这一走，可能很久以后才能回家，可她对此并无怨言。刘伯承离家前一晚，程宜芝为他收拾好了行李。这时的程宜芝已经怀有身孕，可她知道丈夫志向远大，就没有挽留刘伯承。同一年，程宜芝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刘俊泰。刘伯承听说程宜芝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专门回家一趟，但这次回家，刘伯承并未久留，程宜芝也没想到，刘伯承这一走，就是40多年。刘伯承投身军旅后，一开始会给程宜芝写信，但后来因为太忙，刘伯承根本没时间花在儿女情长之事上面，与程宜芝就中断了联系。但程宜芝并未改嫁，而是一直在家等待刘伯承，期间她独自抚养儿子，侍奉公婆，白天耕种，夜间织布，冬天还要光着脚踩着水车灌溉农田。程宜芝虽然艰苦，可她的儿子却不争气，刘俊泰长大后，因为缺乏父亲教育，竟染上了毒瘾。1927年，刘俊泰缺钱，就跑去了上海向刘伯承要钱，刘伯承听说刘俊泰吸毒、赌博，十分生气，就拒绝了。谁知刘俊泰竟跑去巡捕房告发刘伯承是共产党，险些导致刘伯承被敌人抓起来。程宜芝知道了此事后，又气又恼，等刘俊泰回家以后，她就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1940年，刘俊泰的精神出现了问题，程宜芝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积蓄，卖掉了嫁妆，自己常年吃野菜填饱肚子，饿得面黄肌瘦。1949年，二野解放大西南时，刘伯承从部下口中知道了程宜芝的情况：住在破旧的土屋，过得穷困潦倒，孙女刘天俭因为贫困辍学。刘伯承听说了程宜芝的情况后，久久无言，随即感慨道：“我负她半生，竟至如此！”随后，刘伯承托人给程宜芝带信：“接你赴京，共享太平！”刘伯承想把程宜芝一家接到南京，好好弥补他们。但程宜芝听说刘伯承在1936年与红军女战士汪荣华结为夫妻，就拒绝了刘伯承的好意：“你不要回来，我也不去，家中已评红军家属，政府每个月给五斗米（75斤粮食），足矣！你勤勉国事，挑好百姓千斤担，莫为我分心！”程宜芝之所以拒绝去南京，一来是刘伯承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她不愿意以“前妻”的身份去打扰刘伯承的生活，二来是程宜芝的儿子刘俊泰曾出卖了刘伯承，导致刘伯承险些被捕，程宜芝认为她没有颜面去见刘伯承，这才拒绝了刘伯承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