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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人人都知彭德怀，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人，功劳不比彭老总小“彭总，战士们又断粮了！”1951年深冬的志愿军司令部里，参谋将电报重重拍在桌上。彭德怀捏着发皱的纸页，突然起身抓过专线电话：“恩来同志，你得再给我想想法子！”电话那头的周恩来沉默两秒，声音里带着沙哑：“彭老总放心，我就是把中南海的办公桌拆了当柴烧，也绝不让前线战士饿肚子。”这段鲜为人知的对话，恰似抗美援朝战争的真实写照——当彭德怀在前线横刀立马时，周恩来在后方撑起了整场战争的天穹。1950年10月2日的怀仁堂会议至今令人心惊。林彪攥着钢笔在笔记本上反复划圈，聂荣臻盯着朝鲜地图眉头紧锁，连素来果决的朱德也陷入沉默。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硝烟尚未散尽，麦克阿瑟的部队已逼近鸭绿江。“打？还是不打？”这个近乎残酷的抉择摆在所有人面前。毛泽东夹着烟卷的手指在桌面叩了三下：“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时周恩来突然起身，军装口袋里的钢笔滑落在地也浑然不觉：“主席说得对！东北是咱们的命根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正是这一锤定音的支持，让出兵朝鲜的决策最终落定。很少有人知道，早在金日成秘密访华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布下关键棋子。他借着视察东北边防的名义，把三十八军的梁兴初叫到沈阳火车站站台。当时梁兴初还以为要挨批，毕竟他的部队刚从广西剿匪回来，战士们脚上还沾着南方的红泥。“给你三个月，把部队给我炼成钢！”周恩来把一叠苏联援助的坦克资料拍在他胸前，“记住，你们要守的是国门。”后来这支部队成了松骨峰阻击战的主力，用血肉之躯挡住美军三个师的进攻。而这样的战略预备队，周恩来足足准备了25万人。1950年11月的莫斯科谈判堪称外交史上的奇观。零下二十度的寒夜里，周恩来裹着旧大衣在克里姆林宫走廊来回踱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隔着窗户看他，转头对秘书嘀咕：“这个中国人是不是铁打的？”斯大林最初只愿提供过时的莫辛纳甘步枪，周恩来硬是磨到苏联松口，不仅拿到T-34坦克图纸，还争取到每月三千车皮的军火运输量。更绝的是，他临走前特意绕道东欧，从罗马尼亚“顺”回来三条子弹生产线——这些设备后来在太原兵工厂昼夜轰鸣，为前线输送了上亿发子弹。前线的炮弹与谈判桌的唇枪舌剑往往同时炸响。1951年7月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时，美军代表乔埃故意把咖啡杯推到地图上的三八线位置。中朝代表正要发作，周恩来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到了：“告诉他们，我们能用木棍把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自然也能用木棍划定这条线！”这话传到前线，彭德怀拍着桌子大笑：“总理这话硬气！比喀秋莎火箭炮还带劲！”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外交手腕，让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占不到半点便宜。要说最让美军头疼的，还得数周恩来的“车轮战”。他独创的轮换参战制度，把国内百战精锐分成三批入朝。第二批部队开拔时，九兵团司令宋时轮看着新兵蛋子直皱眉：“总理，这些娃娃兵能行吗？”周恩来把训练大纲塞给他：“三个月前梁兴初也这么问，现在他的部队叫‘万岁军’！”果然，这批新兵后来在上甘岭打得范弗里特怀疑人生。更绝的是轮换制度让美军始终摸不清我军虚实，李奇微的磁性战术愣是成了“拳头打棉花”。1952年的细菌战危机，把周恩来的多面手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白天要组织专家破解美军投放的毒虫样本，晚上得盯着东北各机场的防空部署。最紧张时连续七天没合眼，硬是搞出“三防”手册——防细菌、防毒气、防核武。彭德怀在前线收到手册时，发现连如何用尿浸毛巾防毒气这种细节都有，感慨道：“总理这是把战士们的性命揣在怀里暖着啊！”停战协议签署前夜，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照例亮到天明。秘书数了数烟灰缸里的烟头，整整二十八根。当克拉克在协议上签字时，周恩来正在给铁道部长滕代远打电话：“老滕啊，该准备战后重建了。平壤到新义州的铁路，咱们得帮朝鲜同志修起来。”这话说得轻巧，可谁都知道，两年多来他协调运送了九百六十万吨物资，相当于给每个志愿军战士背后都站着二十个后勤人员。彭德怀回国述职时，特意带了包上甘岭的土。他把土撒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这是战士们让我捎的，说让总理看看咱们守住的土地。”周恩来抓起一把土握在手心，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医生后来诊断，他的肺病就是那几年累出来的。但当时他只是笑笑：“值了，这土里可都是咱们中国人的骨气。”

1950年，国军将领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却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你们看看，这个人口口声声说要跟着共产党走，一转脸又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这样两面三刀的人，干脆枪毙算了！”薄一波将一张写满证据的纸放在大家面前，傅作义一看突然涨红了脸，因为这个人是自己的老部下，他没想到此人竟会背地里背叛自己、背叛共产党！这个人就是刘万春。作为傅作义的得力干将，他被傅作义留在绥远备战，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刘万春发现自己突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傅作义作为毛主席“绥远方式”的执行者亲自来到绥远向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和刘万春等高级军队领导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和平起义”的意义，而刘万春在老上司傅作义的影响下，思想上逐渐开始向共产党靠拢，并对“绥远方式”表示了支持。然而另一方面，蒋介石自然也不愿让共产党这样轻而易举地拉拢刘万春，他几次三番派身边的人劝说刘万春继续与共产党打游击战，同时也连哄带骗地威胁刘万春千万不要发动和平起义。在国共两党双方的努力和极力争取下，刘万春虽然从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打仗，但始终无法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彻底决裂，而是试图在双方中间取得一定的平衡，让自己变成一颗三心二意的“墙头草”。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刘万春做出了种种荒唐的行为，例如他一边反复跟傅作义、邓宝珊等人表明自己不想打仗、拥护和谈的决心，一边却又对共产党拍到随缘负责和谈的联络处人员冷眼相对、甚至当街对联络处工作人员进行搜查，还打死了一名共产党的联络处代表。就这样，刘万春在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负隅顽抗的道路上一直模棱两可，而我党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的大义，一直对刘万春的出格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克制，并没有使相关事件进一步升级。直到1949年9月18日，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终于下定决心的刘万春终于决定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即使到了这一步，刘万春仍旧无法忘记国民党对自己的“恩惠”，同时也无法忘记蒋介石把自己从军队基层火速提拔起来的“知遇之恩”。因此虽然在通电上签了字，刘万春却依然跟苟延残喘的国民党“藕断丝连”，他不仅定期派一名深受信任的营长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联系并提供必要的情报，甚至还接受了蒋介石亲笔所写的一张委任状，并将这张委任状一直当作最珍贵的宝贝一样收藏。不过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刘万春这种“两面三刀”的鬼把戏很快就让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识破。经过大家的严格调查，很快就掌握了刘万春与蒋介石“私通”的证据并且很快将刘万春抓捕到位。而当薄一波等人拿着蒋介石写给刘万春的那张委任状放在傅作义、董其武等人面前时，几个曾经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不由羞愧得面红耳赤。“这样吧，既然你们已经人赃俱获，刘万春究竟该怎么处理，我看还是去征求毛主席的意见。”站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话的聂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就这样，刘万春的事情被聂帅亲自汇报给了毛主席，不久后，毛主席对刘万春的处理意见就被人带了回来。当聂帅等人打开毛主席亲自手写的纸条，发现里面只有几个字：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毛主席身边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毛主席在读二十四史时做的批注，意思是无论是杀投降的将领或是投降的战俘都是不好的。而刘万春虽然不是降将或俘虏，但毕竟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而且也曾经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过字，对国家来说还算是一个功臣。由此可见，毛主席的意思是让大家看在刘万春对国家做出过功劳的份上不要枪毙他，而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正是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刘万春没有被判处死刑，而只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在狱中的日子，他积极接受我党的教育和改造，最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刘万春刑满释放，被选为北京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