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中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此时的毛泽东，虽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却饱受争议与不公。在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十万大军残损殆尽。湘江一战后，红军仅剩三万余人。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位身负重伤、腹部插着橡皮管的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与同样身患重病的毛泽东结伴同行。正是这位伤病缠身的将领，在长征路上力主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更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忍辱负重 终得重用

王稼祥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他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

三年前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王稼祥在前线遭遇敌机轰炸，腹部受到严重创伤。那次空袭给他留下了终身难愈的伤痛，但他依然坚持工作，从未抱怨。

1931年的赣南会议之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博古、李德掌握军事指挥权后，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和战略思想不屑一顾，甚至对他进行无端指责。

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却在这三年间遭受了种种非议和排挤。他提出的许多正确建议都被强行否决，军事指挥权被完全剥夺。

到了1934年10月，在博古、李德的盲目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但博古、李德居然连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意思都没有。

幸好周恩来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才使毛泽东得以加入长征队伍。这一决定，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王稼祥虽然身负重伤，却始终密切关注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他看到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红军战斗力大幅下降，部队损失惨重。

对比之下，在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中，红军以寡敌众却屡战屡胜。就连周恩来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也因采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取得胜利。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虽然只能坐着担架行军，却始终没有放弃对革命前途的思考。他与同样乘担架的毛泽东相伴同行，两人经常就军事战略和革命形势进行深入交谈。

正是这些日常的交谈和思考，让王稼祥下定决心，必须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他深知，如果继续让博古、李德把持军事指挥权，红军将面临更大的损失。

军事失策 大错特错

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让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他们执掌军权期间，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完全背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这种脱离实际的指挥风格体现在方方面面。李德是个外国顾问，对中国的地形地貌、民情风俗一无所知，却偏要用欧洲战场的作战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

博古则完全迷信李德的＂军事才能＂，对他言听计从。两人制定的军事战略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积累的游击战经验，盲目追求正面对抗。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他们采取了固守阵地、正面决战的战术。这种做法与国民党军队的优势正好相反，根本无法发挥红军的特点。

当时的红军虽然发展到了十万人以上，但在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上远远不及国民党军队。博古和李德却要求部队采取堡垒战，这无异于关起门来挨打。

战役初期，红军就损失惨重。从十万人的队伍逐渐减少到八万人，再到五万人，最后只剩下三万余人。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损失本可以避免。在此之前的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前三次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少胜多。

第四次反＂围剿＂由周恩来指挥，采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样打赢了这场硬仗。这些成功经验就摆在眼前，博古和李德却视而不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此时的红军士气低落，损失惨重，但博古和李德仍然不思悔改。

他们甚至打算在长征队伍中排除毛泽东。这个决定如果得逞，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在周恩来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这个荒唐的提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才得以加入长征队伍。

长征开始后的湘江战役，更是暴露了博古、李德指挥的致命弱点。他们在战术布置上的失误，让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

这场战役后，连李德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存在指挥失误。但他仍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依然固守着自己的错误主张。

部队在行军途中继续受到重创，士气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许多指战员开始质疑：为什么同样是红军，在不同的指挥下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结果？

担架之交 共商国是

长征路上，两位伤病员的交谈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因伤乘坐担架，这让他们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

白天行军时，两副担架常常并排而行。担架夫们肩扛人抬，翻山越岭，让两位革命家能够在艰苦的长征路上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王稼祥的伤势格外严重，腹部插着橡皮管，每走一步都是煎熬。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关注着部队的动向和战局的发展。

毛泽东虽然同样身患重病，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始终充满信心。两人的谈话总是围绕着如何挽救当前的困局展开。

在一次深入的交谈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李德的问题。他认为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到处发号施令。

这些盲目的指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不是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可能就不会丢失苏区，也不会被迫进行这场艰苦的长征。

王稼祥认真听取了毛泽东的分析，并与自己的观察进行了对照。通过反复思考，他认定必须采取行动来扭转这种局面。

作为军委副主席，王稼祥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召开一次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毛泽东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他建议王稼祥先去找张闻天等同志商量，争取更多高层领导的支持。

王稼祥立即行动起来。他先后找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重要同志，向他们说明了召开会议的必要性。

这些领导同志都对王稼祥的提议表示支持。他们也看到了目前军事指挥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认为确实需要一次彻底的总结。

在贵州遵义这个地方，一个重要会议的框架开始形成。作为倡议者，王稼祥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在秘密进行。为了不打草惊蛇，参与筹备的同志都表现得非常谨慎。

王稼祥的提议得到了广泛响应，这与他的威望是分不开的。作为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他的话语分量很重。

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一个足以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遵义决议 扭转乾坤

遵义会议的召开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历史性转折。这次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入总结。大家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会上，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只有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能发挥红军的优势。

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李德被免去军事顾问职务。军事指挥权转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手中。

会议结束后，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重新指导着红军的行动，部队的战斗力得到迅速恢复。

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红军通过多次重要战役，成功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的士气随着一次次胜利不断提升。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些辉煌战绩见证了新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

作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推动者，王稼祥见证了这一切变化。他对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遵义会议不仅在军事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会议后，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更加明确。毛泽东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带领红军突破重重险阻，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这场伟大的战略转移，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篇章。

王稼祥的历史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他在关键时刻的正确判断和果断行动，为中国革命走出低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遵义会议的召开，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立足中国实际，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让中国革命重新踏上正确轨道。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证明，王稼祥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决定是多么富有远见。没有这次会议，就不会有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领导，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