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会议厅里气氛压抑,毛泽东手里拿着一份报告,脸色沉了下去,他站起身,走到讲台前,没打草稿,张口就来:“苏联专家撤走就慌了神,美国人一瞪眼就腿软,这不是贾桂嘛!”全场一阵沉默。 这句话,像锤子砸进干部心里,他不是说笑,而是在点出党内一股极难扭转的毛病——奴性。 毛泽东举的例子并不陌生,那年很多人都看过《法门寺》这出京戏,里面那个太监贾桂,被主人请上座,他摇着手,说“奴才站惯了”。 戏是戏,但毛泽东借戏讽人,话糙理不糙,他说,现在的干部有些也“站惯了”,特别是对苏联、对美国,一个劲地低头哈腰,怕得很,他这一批,批得不轻。 苏联的问题最让毛泽东窝火,说是“同志加兄弟”,可一到关键时候就变脸。 1955年,中国准备搞原子弹,技术不全,资料也缺,就去找苏联帮忙,苏联派来些专家,却处处设限,该给的图纸不肯给,说是“保密协议”,关键的数据模糊处理。 有一次,中国科学家请苏联人讲讲铀浓缩原理,对方笑了笑,抽着烟,说:“你们先闻闻伏特加的香味再说吧。”一句话把人噎得说不出话。 更让人恼火的是1958年,苏联提议在中国设一个长波电台,说是“加强通讯”,其实是想掌控中国的指挥系统。 他们还提出联合舰队,中苏一起管南海,这在毛泽东看来,简直是重新签《辛丑条约》。 他当场拍桌:“这不是合作,是变相占领!”会后他把几个主张接受的人叫到跟前,一句话让人冷汗直冒:“你们这是忘了谁打的天下!” 但问题不只在苏联,中国干部里也有问题,会议上有干部悄悄嘀咕:“苏联那边技术先进,我们现在也靠他们吃饭,不能闹僵。” 毛泽东听到了,冷笑一声,说:“吃别人饭,挨别人打,连个声都不敢吭,这不就是贾桂嘛!”一句“贾桂”成了标签,贴在一批人身上,贴得牢。 不光对苏联,很多人对西方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1951年,卫生部有人提议干脆把中医给废了,说那玩意儿不科学,不靠谱,他们主张一刀切,把西医搬进来,把中医清出去。 这事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一下火了,马上开会,批得那几个提议的人灰头土脸。 他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说砍就砍?你当你是谁?”会议结束,他亲自过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把中医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有意思的是,那些提议废除中医的专家,多是留洋回来的,他们讲话讲究“标准化”“逻辑链”,一开口就是“欧美怎么怎么样”。 他们办医院,挂门牌都要英文字母,有人甚至主张干部进修去美国,“咱们搞个议会制,像人家那样……”这种声音不是个别,会议上成了热潮。 毛泽东不说话,只叫人去查商务印书馆老资料,第二天,他拿出一篇文章,笑了笑:“人家早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们现在是倒过来了,连体都不要了。” 最典型的是一次北大报告会。 有人提出,要研究美式选举制度,说那才是真民主,毛泽东听说了,摇摇头:“他们真想搞议会,等于翻篇。” 随后,他叫人传话:“让他们来延安看看,八路军的选举是怎么搞的,哪一项不民主?”话虽轻,但意味深长。 这个时候,有人提议暂缓科研进度,等苏联支援,毛泽东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他认准了,靠别人靠不住,靠自己才是真道理。 于是,钱学森、邓稼先、于敏这些人开始彻夜不眠,摸索出一条属于中国的科研路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震动了,那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很久,说了一句:“现在可以腰杆子硬点了。” 毛泽东特别反感那种“外国月亮圆”的心态,他说过一句话:“要有骨气,中国人要有骨气。” 他举过一个例子,说抗美援朝的时候,志愿军连制空权都没有,硬是用步枪对飞机,把美军逼到三八线以南,他拍着桌子说:“那时候要是贾桂当司令,仗打得下来吗?” 这场批评不是一次性结束的,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自立自强。 他说:“不能什么都靠苏联,靠别人。你靠别人一辈子,别人不给你了,你就傻了。”会议之后,国务院内部还专门开了几次会,研究如何减少对外依赖。 很多科研项目开始转向国产化,干部培训也开始要求“不唯洋、不唯上、只唯实”。 其实,毛泽东的这套思路也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他自己是读史书的,知道中国一百年来的教训。 他常说:“甲午那场败仗,打得就是奴才气,一个民族有了奴气,什么都靠不住。”他从书本、戏剧里找例子,拿贾桂来说事,就是为了让干部警醒。 说到底,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犯的毛病,对苏联是怕得过头,对西方是崇拜得过头。 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地点破,打破了当时很多人脑子里的神话。 那天开完会,有人私下说:“主席今天骂得狠。”也有人苦笑:“可不是嘛,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