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昔日的专职司机梁国栋，建国后调到地方工作，是什么级别？ 1956年初冬的广州并不寒冷，省公安厅的小院里却异常安静。一辆旧吉普停在门口，车上下来一位身材清瘦、步伐利落的老人，他就是新任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梁国栋。正厅级，这是他第一次以地方干部的身份公开露面。距他紧握方向盘、护送毛主席穿行陕北已经过去整整十年，时间仿佛掀开了另一卷车窗外的风景。 把视线拉回到更早的1926年。那一年，20岁的梁国栋在印尼棉兰港口码头帮工，夜里躲在昏黄的油灯下读《向导》。当地党组织看中他的热情与胆识，把他吸收进海外支部。地下交通、筹措印刷设备，他样样都干。1930年，他带着党的指示和一口海南乡音登上回国的轮船，抵达上海。短短几年，他辗转琼崖、沪上，假扮商人、开长途卡车，熟练的驾驶技术就在一次次转移同志的紧急任务中练出来。 抗日烽火升腾后，陕甘宁边区需要有经验的同志补充。1937年底，梁国栋抵达延安。交际处的同志发现他方向盘握得稳、人也可靠，便向中央推荐。经过严格审查，组织决定：由他驾驶刚刚修好的雪佛兰轿车，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出行安全。那晚，毛主席看着站得笔直的梁国栋，意味深长地说：“安全是大事，方向盘握得稳，心也要稳。”梁国栋双手贴缝：“听主席指示！” 延安坡陡路窄，汽车并不常用。多数时候毛主席骑马，梁国栋只好跟在后面慢速行进，随时待命。陕北冬季河面结冰，梁国栋每遇冰河都会先下车试厚度。如果冰层不牢，他就举锤砸开，留下醒目标记。有人问他图啥，他咧嘴笑：“路再难，也不能让老百姓栽进去。”长期浸水寒风，膝盖疼得像针扎，毛主席特地派卫生队最好的医生来给他做理疗，还嘱咐秘书送了厚棉裤。 方向盘握了八年，梁国栋却没生出“专车师傅”的定位。毛主席也常说：“国栋做司机，是暂时的；革命需要他更大的舞台。”1945年秋，东北局缺熟悉交通线的干部，毛主席点名让梁国栋随先遣队去沈阳。初到东北，他推着行李卷就进了基层公安科，每天同民警挤通铺、跑乡镇，调查土匪、安置难民。有人劝他提老关系，他反倒摆手：“别拿毛主席吓唬人，干好本职就行。” 建国后，公安系统重塑。1956年春，中央批准梁国栋调任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从上任那天起，他下到梅州、湛江数十个劳改农场查井、看灌溉，几乎每天都在田埂上和犯人一起扛锄头。毛主席南下广州视察时，专门让工作人员把梁国栋叫来茶室。两人一握手，往事涌上眼眶。“国栋同志，岗位不同了，宗旨不能变。”“主席放心，车钥匙换成笔也得为老百姓写好字。”只简短几句，却足以说明两人心里的默契。 梁国栋的级别并不算显赫，但正厅级已是一省重要岗位。他在广东工作十五年，拒绝过度修建办公楼，连办公桌都是旧货市场挑的。海南农村遭台风时，家乡来信求他走关系申请补贴，他回条复信：“救济要给更苦的人，我们不能沾这光。”这封信后来被孩子保存在相册里，字迹苍劲，仍有油墨清香。 毛主席对身边同志的培养，可不仅梁国栋一例。同一年转岗的还有卫士李银桥。天津公安局迎接他时，李银桥笑着把自己称作“行李兵”，还带去了毛主席留给他的几本线装医书。再往后，机要秘书张玉凤主动申请回铁道，总务干事吴连登则埋头写民政调研报告。有人说他们不懂得“高就”，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些人共同的老师是毛主席。勤俭、谨慎、不谋私利，已成一种习惯，级别只是组织分工的结果。 2003年，梁国栋在广州安静离世，享年九十七岁。遗物中只有一枚泛黄的党证、一身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和一本记满巡查笔记的黑皮本。家人整理时发现书页夹着小纸条，上面写了两行字：“方向盘可以停，初心不能松。人民仍在路上。”短短二十字，道出了他一生的行车路线：从南洋码头到延安窑洞，再到广东稻田，越过风雪泥泞，始终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