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贝森特对美国金融的理解，他很明白如何通过“做空”美国进而做空全世界。做空美国的唯一路径就是做空美元。 美元的特殊地位是关键。全球超过58%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国际贸易中70%以上用美元结算，就连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也以美元定价。这种深度绑定意味着美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 贝森特作为索罗斯的门徒，早年参与过狙击英镑和日元的战役，对货币体系的漏洞有着敏锐嗅觉。他明白，只要让美元贬值预期形成，就能引发资本从美国市场撤离，进而冲击美国的金融稳定。 美国的债务问题是做空的突破口。截至2025年，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20%以上。更麻烦的是，美国同时面临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赤字”困境。 政府为了维持开支不断发债，而贸易逆差又导致美元持续外流，这就像一个不断漏气的气球，时间越长压力越大。贝森特很清楚，当市场意识到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经济增长来消化时，投资者就会开始抛售美元资产，转而寻求黄金、加密货币等避险工具。 具体操作上，贝森特可能会利用衍生品市场放大效应。比如通过外汇期货做空美元指数，或者在国债市场布局看跌期权。2025年6月，美元指数已经跌至三年低点，年内跌幅超过10%，这为做空提供了绝佳的市场环境。 此外，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虽然短期内支撑了美元，但也加重了企业和政府的利息负担。一旦美联储迫于经济压力开始降息，美元的吸引力就会迅速下降，形成“降息预期—资本外流—美元贬值”的恶性循环。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链式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大多依赖美元融资，美元贬值会导致它们的外债成本飙升。例如，土耳其、阿根廷等国的美元债务占GDP比重超过50%，美元走弱会直接推高其偿债压力，甚至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美元贬值会导致油价、金属价格上涨，输入性通胀会让欧洲、日本等进口依赖型经济体苦不堪言。2025年6月，欧元兑美元汇率突破1.17，市场预期可能进一步升至1.20，这已经反映出资金从美元资产转向欧元区的趋势。 美国自身的金融市场也难以幸免。美元贬值会削弱外国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2025年4月，美国国债创下2001年以来最大单周跌幅，部分投资者开始质疑美债的“安全资产”属性。 如果外资持续抛售美债，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将大幅上升，迫使美联储不得不通过量化宽松来接盘，这又会进一步稀释美元的价值，形成“债务—货币”的死亡螺旋。 贝森特的策略还暗含着对国际政治的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加剧了市场不确定性，2025年3月生效的对华145%关税不仅冲击中美贸易，还让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 这种政策摇摆会降低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信任，促使资金流向更稳定的市场。此外，贝森特炒作“墨西哥提议对华征收关税”等议题，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但其真实意图可能是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分散市场对美元问题的注意力，同时为做空创造更有利的舆论环境。 不过，做空美元并非没有风险。美元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仍是全球最大，任何大规模做空都可能遭遇反向操作。例如，2025年6月，尽管美元指数下跌，但美国国债收益率却出现反弹，显示部分投资者仍将美债视为避险选择。 此外，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也可能打乱做空节奏。如果美联储意外加息或采取更强硬的鹰派立场，美元可能短暂走强，导致做空者损失惨重。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贝森特作为财政部长，其职责是维护美元稳定，但他的金融背景又让他深知美元的脆弱性。这种角色冲突可能导致政策摇摆。 国际社会的应对也不容忽视。欧洲央行正在推动欧元国际化，2025年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达20%，并计划通过扩大欧元计价债券市场来提升其吸引力。 中国则通过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系统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些举措虽然短期内难以撼动美元地位，但长期会削弱其垄断优势，为做空策略提供更有利的环境。 贝森特的逻辑链条清晰而危险：通过放大美元的结构性弱点，引导市场形成美元贬值预期，进而引发资本撤离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最终将危机传导至全球。 这种策略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利用了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将美国的经济问题转化为全球的系统性风险。而贝森特作为深谙此道的金融老手，既有动机也有能力推动这一过程，尽管这可能会让全世界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