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仅存万余人。这支疲惫之师的行囊里装着三百多天的血战记忆，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长征的起点，竟源于一场仓促的撤退。

最初计划中的突围远非如此狼狈。早在1934年夏，广昌战役的惨败让中央苏区门户大开，时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便已萌生转移念头。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在共产国际的电报前反复踱步。莫斯科方面建议：派小股部队佯攻牵制，主力坚守根据地。可前线的溃败速度远超想象，敌军五个师的刺刀几乎抵住了瑞金的城墙。

转折发生在八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留着长须的毛泽东拍案而起，主张全军西进跳出包围圈。他手指划过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却被李德的冷笑打断。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用红蓝铅笔在沙盘上划出弧线："往北，才是与二军团会合的正途。"会议最终折中：由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打着抗日旗号东进，试图调虎离山。

真正的决策核心藏在三人团的密室里。博古负责拟定路线，李德执着于计算行军里程，周恩来则默默整理着各军团的花名册。他们最初的算盘很精细：等蒋介石在十月调集四十万大军合围时，红军正好踩着时间差从包围圈的缝隙溜走。但情报送来时，李德手里的咖啡杯突然倾斜——白崇禧的桂军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封锁线。

十万火急的军令在十月十日深夜发出。各军团匆忙打包印刷机和兵工厂设备，中央纵队甚至来不及销毁多余的文件。五天后，八万六千人的队伍在夜幕中分头开拔，抬着X光机的担架队与扛着银元箱的运输队挤作一团。他们不知道，湘江畔即将吞噬三万战友的机枪阵地，此刻已张开血盆大口。

历史的戏剧性总在细节中闪现。当先头部队在汝城遭遇粤军拦截时，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突然扯开绷带。这位腹部留着弹片的重伤员，竟在担架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转向贵州的主张。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此时正对着过时的战报绘制"胜利反攻"示意图。

朱德的马鞭在湘江边凝滞良久。江面上漂浮的斗笠与文件箱，让他想起瑞金出发前夜，炊事班老班长往行军锅里塞最后一把咸菜的情景。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若是按原计划钻进湘西，怕是连这几根革命的火种都要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