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王明的全家福，几年后王明带着全家人乘苏联飞机赴莫斯科看病，并且一去不返，后来全家更是加入了苏联国籍，由苏联直接补贴生活，平时生活无忧，据说在莫斯科生活得很好，时至今日，王明后代目前还在俄罗斯，他早就融入俄罗斯生活。 王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非完全是个“局外人”。他当时还担任着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甚至挑大梁，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据当时参与工作的同志回忆，王明为了这部法律，曾滔滔不绝口述了17个小时，稿子改了四十多遍，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毛主席也对这部法律评价很高，说它是“摧毁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武器”。从这些细节看，王明当时的工作还是相当投入的，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可历史的旧账，总是沉甸甸地压在肩上。对于过去在党内犯下的路线错误，王明始终没能拿出一个让中央满意的深刻反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要求他写一份声明书，他口头答应了，却一直拖着。后来刘少奇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也下了决议催促，他还是用一种近乎“耍赖”的方式，表示自己完全接受《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就是不肯对自己当年的错误再做深入的剖析。 这种顽固的态度，让他在政治上越来越被动。加上他身体一直不好，到了1950年下半年，病情加重。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要求。考虑到当时苏联的医疗条件确实比国内好，中央很快就批准了。1950年10月25日，王明带着妻子孟庆树、两个儿子以及医护保姆一行人，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这一去，就是三年。1953年底，王明一家回到了北京，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关心他的身体，董必武还亲自上门看望，劝他安心休养。可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加上法制委员会被撤销，他在政府里也没了具体职务，心里愈发苦闷。到了1956年，他又一次向中央提出，要去苏联看病。中央再次同意了。可这一次，他带着全家登上苏联飞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一走，彻底改变了他和整个家庭的命运。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王明成了苏联方面攻击我们的一个“活靶子”。他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攻击我们党和毛主席。一个曾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最终却成了在异国他乡，靠着攻击自己的祖国和同志来换取安稳生活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1974年，70岁的王明在莫斯科病逝，至死也未能重返故土。 而他的三个孩子，则在这场巨大的历史漩涡中，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大女儿王芳妮，其实早在1937年王明夫妇回国抗战时，就被托付给了当时的共产国际总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当养女。她从小在苏联长大，接受的是纯粹的苏式教育，连中文都不会说，对父母的祖国没有任何概念。后来，她甚至加入了苏联空军，成为一名女飞行员，嫁给了一个苏联人，彻底融入了当地社会。王芳妮一生从未回过中国，1985年在莫斯科病逝，对她而言，苏联才是她唯一的祖国。 长子王丹芝，1956年跟着父母去了苏联，后来在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进了苏联的科研院所，成了一名科学家。他和父亲一样，娶了一位莫斯科姑娘，在那里生儿育女，扎下了根。他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冷淡，几乎断了所有联系。就在两年前的2023年10月，84岁的王丹芝在莫斯科家中病逝，俄罗斯媒体报道时，也只是称他为“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科学家”。 最有意思的是小儿子王丹金。他也是在苏联长大的，毕业于被称为“苏联外交官摇篮”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后来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可苏联解体后，他的人生轨迹突然来个大转弯。他辞掉了研究所的“铁饭碗”，竟然在莫斯科办起了一个中国武术中心，教俄罗斯人打拳，据说还成了少林寺在俄罗斯的代表。 和哥哥姐姐不同，王丹金这些年频繁地回到中国。他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赞不绝口，积极参与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就在2023年9月，他还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到澳门参加了第十二届世界大健康论坛。可以说，他成了王家后代里，唯一一个还在努力维系着与中国血脉联系的人。一个曾经的“反共先锋”的儿子，最后成了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这历史的安排，真是比小说还精彩。 回过头来看，王明一家的命运，其实就是那个大时代无数家庭命运的一个缩影。一个人的政治选择，不仅决定了自己的结局，更深刻地影响了子女几代人的身份认同和人生轨迹。王明的孩子们，生在异国，长在异国，最终也归于异国。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说着流利的俄语，或许在某个冬日的午后，他们也会翻出那张1949年的全家福，看着照片上父母年轻的面庞，遥想那个他们从未真正踏足过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