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临行前，向华国锋辞别，忍不住感叹：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1980年夏天，北京热得早。人民大会堂又开大会，一项人事变动很快通过——陈永贵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公报发得很快，人民日报第二天就登了，话不多，没评价，也没解释。 他走得悄，没人送行，也没人写篇文章送他一程。 可他在这个位置上站了五年，算起来，也不是小角色。他是农民出身，真的是从地里走出来的，不是说说的那种。 别人年轻时念书、当兵、进城，他一直在种地。山西昔阳，大寨，就是他守的那块地。 大寨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之后被宣传得很多。村里出了灾，自己修梯田、建水利，没等国家的拨款，也没求上面派人。这件事最早是在《人民日报》上写出来的，后来越传越大。不光是生产成绩的事，更被看成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些词成了固定搭配。陈永贵站在田埂上，脸黑、人硬，说话带着土气，被送进了镜头里。 毛主席点过他的名。 那个时候，能被毛主席点到的农民不多。他不是基层干部，不是宣传骨干，就是个村支书。但毛主席喜欢他，说他是实干人。说白了，这种喜欢也不全是私人情感，而是想用他来代表农民，让人看看，农民也能干大事，也能当领导。 1973年，中央开十大全国代表大会，陈永贵进了中央委员会，又进了政治局。 这事在党内外都算新鲜，一个没念几天书的农民，直接进了政治局，和那些老干部平起平坐。两年后，他成了国务院副总理。 他分管农业，是说得过去的安排。但说实话，政策不是他起草的，文件也不是他写的。他是象征，是那个时代要立的人物。上头需要一个来自基层、没文凭、讲实话、干实事的人，陈永贵合适。他没演，他一直是那个样子。拍照的时候站直，说话的时候不讲客套。有人喜欢，有人不服气，但他也不多解释。 在他任上那几年，农业政策没怎么变。农村还是集体经济为主，分田单干的话还没开口子。可到1978年以后，风向开始动了。安徽那边先搞了试点，包产到户的方式出来了，农民干劲一下子上来了。陈永贵不太同意。他还是坚持集体的办法，说分田单干走回头路。 可当时，政策已经在动了。 邓讲话里说得很明确，农业要改革，不能再拖。他提出改革国家领导体制，要讲效率，讲制度安排。这些话听上去抽象，其实是有指向的。样板村、模范人物这种宣传方式，在新政策面前慢慢退了下来。陈永贵的位置，显得越来越不合适。 1980年，陈永贵提出辞去副总理。 他没有公开写辞职信，也没有表态解释。人大会议上，华国锋简单地说了句：“陈永贵同志请求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已经中共中央同意。”文件按程序通过了。 没有争议，也没有保留。会后不久，这项决定登在了公报上，也没配照片，也没配话。 这个时候，有人私下说，他临走时跟华国锋讲了一句：“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他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也知道这条路走到头了。他在北京住下来，还是穿老样子的衣服，没西装，也没讲究。饭桌上他还说地里的事，说庄稼，说水利。别人聊国际局势，他没兴趣。他也不去单位，也不再发表讲话。有单位请他开会，他推了。 1986年，陈永贵病重去世。那年春天，报纸登了消息，写得不长。他去世的地点、时间、年龄都写清楚了，但没有太多修饰。也没组织大型悼念活动，就像一个正常离世的老干部。他的老同事有的来送，有的没来，场面不大，也不冷清。 国外媒体写了一点，说他是毛主席时代的政治象征。他们用“rise and fall”这种词，说他是个农民样板。写得冷静，不夸张，但读起来有点疏远。国内有些评论，说他忠诚、朴实，是那个年代农民的代表。也有文章提到，他反对责任制，但没有妨碍改革。这些说法也都算中肯。 后来学者写研究文章，提到他的时候不多。大多放在“大寨模式”里一并讲，说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有讲他个人的，说他一生没有贪腐，不讲排场，也没安插亲属。这些都是真事，不是编的。他确实不是贪这个位置的人，但他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判断。 他不复杂，也不简单。他上台是政治需要，退下来是政治调整。他没反抗，也没抱怨。说他被“捧起来再放下”，也没错。但他自己清楚：这就是命。 他走的时候，天还冷着。北京的风吹在人民大会堂前的石台阶上，穿布鞋的人踩在上面，不滑，也不响。没人喊口号了，礼堂的大门慢慢关上，人群散得很快。路边等车的人戴着帽子，缩着脖子。他没留下告别的话，只留下一个背影，在人群后头，走得慢，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