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两个衣衫褴褛的红军，来到了援西军司令部门前，抓住门环，大声喊道：“我们要见刘司令员！”谁知，话刚落音，两人就双双栽倒在青石板上。 刘伯承听闻消息赶来，掀起布帘，看到地上躺着两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左边那个，胸前的破军装上沾着草屑；右边那个，手掌上满是血泡，指缝里还嵌着祁连山的泥土。 警卫员扶起他们时，刘伯承瞧见两人怀里露出半截油纸包。油纸包里的泛黄信笺上，盖着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的朱红大印。 这封信，承载着西路军两万将士的生死重托。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两万一千八百名将士西渡黄河，目的是打通国际通道。 但很快，马家军骑兵就把这支孤军围困在河西走廊。古浪一战，红九军折损过半。 高台城头，董振堂军长身中数弹，仍死守城门，最终与三千将士一同牺牲。 石窝山会议决定分散突围，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那夜的月光特别冷。 肖永银是警卫排长，陈明义是作战参谋，他们在这绝境中临危受命，负责护送陈昌浩、徐向前两位首长突围。 护送首长到祁连山脚时，他们遭遇了惊险一幕。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十多个手持马刀的土匪，突然从石崖后杀出。 肖永银大喝一声 “拼了”，带着战士们用枪托、石头与敌人展开肉搏。 等最后一个土匪被打倒，陈明义发现肖永银的左臂已血肉模糊。 徐向前元帅看着肖永银渗血的绷带，说：“这样不行，目标太大，必须分散行动。” 在石窝山深处的岩洞里，陈昌浩郑重地把密封的信件交给两人，说：“这是西路军血的教训，务必亲手交给党中央。” 陈明义记得，徐向前元帅拍他们肩膀时，掌心的老茧擦过他的手背，还叮嘱道：“绕道腾格里沙漠，那里马家军的眼线少。” 这趟旅程的艰难远超想象。祁连山里的昼夜温差达三十度，白天他们躲在岩缝里，用草根蘸着雪水充饥。 夜晚摸黑赶路时，陈明义的棉鞋早已磨穿，双脚在冰碴子上踩出一串串血印。 走出祁连山后，又迎来腾格里沙漠的漫天黄沙。肖永银的喉咙早已冒烟，陈明义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突然指着远处喊道：“看！驼队！” 那是一支由回族商人组成的驼队。为首的老人掀开毡帽，露出额头上的伤疤，说：“前年红军路过时，我儿子就是被马家军砍了头。” 老人让伙计们解开羊皮水囊，又塞给两人半袋炒青稞，还说：“顺着长城走，那里有红军的接应点。” 肖永银要留下苏维埃纸币，老人摆摆手说：“留着给咱穷人买枪打鬼子。” 四个月后，在镇原县城，刘伯承颤抖着拆开信件。泛黄的纸页上墨迹未干，上面写着：“西路军自渡河以来，经大小战斗八十余次，歼敌二万五千余人…… 然弹尽粮绝，恳请中央速派援军……” 信末陈昌浩的签名旁，晕染着血渍，那是他在石窝山会议上被弹片划伤手指后留下的。 刘伯承声音哽咽，喊道：“把军医叫来！” 接着亲自把两人扶进窑洞。 军医剪开他们的衣服时，在场的警卫员无不落泪。肖永银的后背布满鞭痕，陈明义的肋骨处还有未愈合的枪伤。 刘伯承郑重地把那封浸透着西路军将士心血的信件，放进公文包。这个公文包曾装过泸定桥的作战图，此刻又承载起两万西路军将士的生死存亡。 休养期间，肖永银常坐在窑洞门口擦拭驳壳枪。 一天傍晚，刘伯承散步到这里，看着他缠着纱布的手问：“后悔吗？” 肖永银立刻站起身，大声说：“司令员，我们西路军没有孬种！” 刘伯承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看这窑洞的土墙，风吹雨打不倒，因为里面掺着糯米浆。我们红军就要做这样的墙。” 三个月后，肖永银和陈明义穿上了崭新的灰布军装，刘伯承亲自为他们佩上驳壳枪。 在镇原县的誓师大会上，刘伯承指着远处的六盘山说：“同志们，我们脱下的是红军帽，但脱不下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心！” 台下，肖永银摸着胸前的伤疤，仿佛又听见祁连山上的寒风呼啸。 1955 年的授衔仪式上，肖永银和陈明义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听到命令宣读完毕，两人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