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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

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

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你的十几箱金条,超载了,飞机需减重。”谁知,阎锡山的做法,让陈立夫非常恼火。最终,他只能在不通电的荒郊终老。阎锡山这人,从小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长大,家里是做生意的地主,1883年生,早年丧母,靠外祖母拉扯大。九岁进私塾念书,十四岁辍学帮爹管钱庄,放贷收息啥的都干,1900年投机赔光了,父子俩逃到太原躲债。这经历让他学到不少算计的本事,后来考上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去日本留学,先在东京振武学校,后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当教官,加入同盟会,秘密搞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阎锡山领头在太原起义,推翻清廷,当上山西都督,从此掌权38年,人称山西王。他治山西时,表面上搞现代化,建学校工厂,推广农业改良,还办中医研究社,派学生出国学科学。但骨子里是军阀,靠灵活联盟保地盘,1927年北伐支持蒋介石,占北京得高位,可1929年又联合冯玉祥李宗仁打中原大战,败了逃大连,1931年和蒋和解回山西。抗日时抵抗日军,但内部冲突多,1939年跟共产党摩擦,1945年内战支持国民党,上党战役损失惨重。1948年太原被围,他加强防务却自己溜走,1949年3月借李宗仁电报飞南京,留下部下顽抗。总之,这人精于权术,保自己地盘第一,从不站错队,但也多次反蒋,留下恩怨。1949年12月9日晚,阎锡山跟陈立夫朱家骅邱昌渭刘士毅等14人从成都新津机场起飞,目的地台湾。飞机上阎带了几十箱金条,这些是从山西残留财产,用来维持家人佣人台湾亲属和老部下生活。其实早在1948年,他就让妻继母儿媳去台湾设阎公馆,另给分居妻找寓所,四儿子送美国置房产。1949年4月,又从上海运金银到台北,转日本买房。飞机飞到四川湖北交界遇寒流,机翼结厚冰,下坠700尺,只能返成都。陈立夫误以为偏航汉口,怀疑策反,准备极端措施,还盯着阎防止异常。降落后,陈问飞行员原因,对方说金条超载,遇寒流无法升。陈找阎商量卸部分金条,阎拒绝,说财产就剩这些,得靠它养人。陈强调阎是政府首脑,台湾等着他们,得优先安全,卸物资取大义。阎权衡后,决定留几名随行人员在成都,金条全带走。这让陈很恼火,觉得阎要钱不要命,不顾集体。飞机再飞顺利到台湾,但这事暴露阎自私,蒋介石知后不信任他。到台湾后,阎锡山短暂主持政务,1949年12月7日至1950年3月7日当行政院长,11月20日至12月7日代理总统,开发布会讲政策,批评国民党不诚信不团结。但蒋介石1950年1月召见,通知改组,阎手下被蒋系替换。3月蒋复职,阎免实职,只得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虚衔。先住台北丽水街日式别墅,后避政治迁阳明山菁山。这地方荒凉,杂草半人高,路崎岖步行30分钟到公路,无电无自来水,喝泉水。日本占领时想建农场未成。阎带秘书司机厨师30侍卫宪兵建木板房叫菁山草庐,台风掀屋顶后,用安山岩仿山西窑洞建石屋,加走廊活动。部下开垦地,种柑橘松树,养鸡猪自给。阎每天开会记琐事,写书批评共产主义预言冲突,听京剧不信宗教。除蒋和陈诚各访一次,无人登门。部下从近40减到不足10,因孤寂收入低走人。阎想去美日,蒋不放,说台湾好。1960年患肺炎并发心脏病,口述遗嘱六点:丧事简,收挽联不收幛,灵前供无花木,出殡早,不放声哭,墓碑刻思想日记选段;亲撰挽联指定位置。5月23日逝世,77岁,葬阳明山,墓前水泥中字,奉中道。无子女吊祭,凄凉收场。阎锡山一生算计精明,从军阀时代起就靠灵活站队保山西38年,可到头来在内战中丢地盘,逃台湾还因金条事件得罪人。早年他投机赔本学到教训,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革命时抓机会当都督,治省时表面改革实际独裁。抗日抵抗日军却内部搞摩擦,内战支持蒋却自己先跑,留下太原五百完人神话安慰部下灵魂。这人权术高明,多次反蒋如中原大战差点让蒋败北,可蒋记仇,到台湾就踢开他。阎想平衡蒋李宗仁,却成蒋利用工具,李去美后阎无用。晚年隐居菁山,建窑洞思乡,写书发牢骚,但部下散尽,孤独终老。陈立夫监视他,飞机事后告状,加速阎失势。陈立夫这角色也关键,早年留学美学矿,回国投蒋,当秘书组织部长,掌中统特务,CC系头子,蒋家天下陈家党一说就从这来。他监视阎是蒋命令,怕阎投降。飞机事后,陈恼火阎贪财,影响蒋看法。陈自己1949年去台,1950年失势去美养鸡,1967年回台推中医,不问政,晚年倡文化统一中国,2001年逝世101岁。阎事件中陈立场强硬,优先安全,但阎优先财产,暴露人性。阎晚年窑洞生活,思乡却回不去,墓中字标中道哲学,可实际一生偏向自保。部下散因穷苦,阎发不出薪,靠金条维持却众叛亲离。
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

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

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你的十几箱金条,超载了,飞机需减重。”谁知,阎锡山的做法,让陈立夫非常恼火。最终,他只能在不通电的荒郊终老。阎锡山出生在1883年的山西五台县一个商人家庭,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九岁开始系统学习四书五经。家庭经商起伏,父亲钱庄一度亏损,但他坚持求学。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后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与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推翻清廷,任山西都督。此后控制山西38年,兴办铁路和煤矿,巩固势力。在军阀时代,他参与多次联盟,如1917年支持段祺瑞,1920年直奉战争中立。1930年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反蒋,中原大战失败逃大连,后复出。抗日时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作战。1949年太原失守,他撤到南京、上海、成都,任行政院长。陈立夫1900年生于浙江吴兴,父亲注重教育。他1923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矿冶硕士。1925年回国投国民党,与兄陈果夫建CC系,控制党务情报。1927年后任组织部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参与党内整顿。1940年代在国民党高层任职。1949年受蒋介石命监视阎锡山撤台湾。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通过各种手段积累财富,包括控制煤矿和税收。这些资金支持他的军队和地方建设,但也引发民怨。他在山西推行村政制度,表面上改善民生,实际加强控制。抗日战争中,他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转而发展经济。到1949年,太原战役失败时,他已带走大量金条,这些是多年搜集的家底。陈立夫作为CC系核心,擅长情报工作,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熟悉。蒋介石派他监视阎锡山,显示对后者的不信任。1949年12月9日,成都凤凰山机场,阎锡山等14人登上DC-3飞机准备飞台湾。飞机起飞后遇寒流,机翼结冰,无法上升,飞行员被迫返航。检查发现货舱几十箱金条导致超重。陈立夫打开箱子确认全是金条后,劝阎锡山减重。阎锡山拒绝扔金条,选择留下几名随从。剩余人登机,这次飞机勉强飞过寒流,到达台北松山机场。阎锡山监督金条卸下。这个事件暴露阎锡山对财富的执着。他统治山西38年,通过垄断资源积累金条,这些成为他撤退时的负担。陈立夫的恼火源于阎锡山的自私选择,影响了团队安全。蒋介石得知后,对阎锡山失去信任。阎锡山带来的金条原本用于台湾立足,但事与愿违。阎锡山到台湾后获总统府资政虚职,无实权。金条吸引同僚索要,他们以山西旧事威胁,他被迫分出部分。1950年移居台北郊外菁山,那里偏僻无水电,住木板房名菁山草庐。每日简单饮食,馒头蔬菜为主,偶尔加肉需计算。金条渐少,用于生计和应付访客。他尝试办印刷厂,但失败。阎锡山晚年沉默,白天写回忆录,晚上听京剧。老部下偶访,聊几句送走。1960年5月心脏病发,23日去世,享年77岁。葬礼简陋,仅几亲信出席。
1938年,国军少将张岚峰率数千人投日,不久后他的弟弟张俊峰因小事惹怒日军,被绑

1938年,国军少将张岚峰率数千人投日,不久后他的弟弟张俊峰因小事惹怒日军,被绑

1938年,国军少将张岚峰率数千人投日,不久后他的弟弟张俊峰因小事惹怒日军,被绑在树上用刺刀挑死。事后,张岚峰带着礼物去向日军道歉,这让部下感到羞愤莫名。张岚峰1902年出生在河南商丘柘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张映宿是清末秀才,家里有些田产。他从小脑子转得快,16岁就考进河南省第四中学。后来因为和校长起冲突,用砖头砸伤对方,结果被开除,从此断了上学路子。说起他,早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但总觉得不甘心窝在乡下。1922年5月,20岁的张岚峰不听家里人劝,跑到开封投奔冯玉祥的部队。当时冯玉祥在那儿招兵买马,他一加入就靠着识字和会来事儿脱颖而出。部队里他干活卖力,很快就引起注意。1925年初,冯玉祥搞起西北国民军,张岚峰直接当上督办公署卫队骑兵连长。那时候他年纪轻,机会来得快。同年7月,冯玉祥看中他,推荐去日本留学。他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专业。本来挺顺利的,可1928年5月济南惨案闹起来,张岚峰掺和反日示威,结果被学校开除。6月回国,冯玉祥没嫌弃他,马上让他当第二集团军炮兵第十三团团长。年纪轻轻就管一个团,这在军阀时代可不是小事儿。1929年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建安村,张岚峰过去服侍,帮着打理日常。1930年中原大战打响,他已经是冯玉祥的亲信,28岁就坐上西北军官学校校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的位置。那个年代,权力来得猛,他也算风头正劲。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还给他介绍张志兰,两人结了婚。1934年,他又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那时候日方开始拉拢他。回国后,他当上冀察政务委员会少将高参,顺带干些窃取情报的事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里当参谋,眼看局势乱,就动了投靠日军的念头。南口战役时,他把汤恩伯第十三军的部署情报卖给日军,导致国军吃大亏。张自忠派人抓他,他得到消息,连夜逃回河南柘城老家。从这儿开始,他的路子就彻底歪了。1938年6月,日军刚占了柘城,张岚峰利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以组织抗日为名,四处拉队伍,很快就集结五千多人。他带着这帮人,直接跑到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那儿,表示要效忠。日本人乐坏了,封他个豫东招抚使,让他负责豫东一带招降纳叛的事儿。他这下子觉得稳了,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没过几天,张岚峰的三弟张俊峰因为小事跟日本兵起冲突。具体说来,张俊峰有点正义感,当时日军在村里欺负一个妇女,他上前帮忙,结果惹怒了日本人。日本兵当场把他抓起来,绑在城外一棵槐树上,用刺刀慢慢捅死。整个过程拖了近半个时辰,张俊峰的叫声传遍半个柘城。日军不是一下结束,而是轮流捅,折磨他到死。消息传开,张岚峰的部下们气炸了肺,好些人找到他,说要拉队伍反水,干掉那些日本人。这些兵大多是河南本地人,看到长官弟弟这么惨,谁都咽不下这口气。可张岚峰听到后,没马上表态。他想了想,觉得弟弟死了是小事儿,丢了刚得的官位才麻烦。权衡之下,他决定保住地位。第二天一早,张岚峰就让人准备金银珠宝、字画和本地土产,装了好几个箱子。他亲自带着礼物,去日军营地道歉。杀了人还得赔礼,这事儿传出去,他的部下们觉得太丢人了。很多人看着他去营地的背影,觉得寒心透顶。有些人当场就握紧拳头,转身走人,从此离开队伍。部下们对他的看法,从这儿彻底变了,觉得他太没骨气。这事儿让大家看清,张岚峰为了权势,什么都能忍。弟弟的死,本该是报仇的机会,他却选了低头。部下们觉得羞愤,是因为他们本指望跟着他干大事,结果看到的是这种窝囊样。很多人后来悄然离队,不想再跟这样的人混。张岚峰投日后,继续扩充队伍。1938年11月,他组建豫东招抚使公署,在陇海路沿线招募流民和地痞,很快就拉起两万人。日军把他编成豫东剿共军,后来改叫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他配合日军进攻抗日力量,封锁根据地,搜查物资,干了不少坏事儿。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张岚峰跑到南京拜见汪精卫,混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不久又当上苏豫皖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他把部队扩到九万人,1944年春升为汪伪第四方面军中将总司令。在南京,他审阅报告,指挥部队调动,还跟国民党那边保持联系,招待官员,派兵护送。1945年日本投降,张岚峰不肯改编,直接投靠国民党。蒋介石任命他为陆军第三路军司令,他帮忙接收城市,挡住其他力量。1946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他,两人共进午餐,还合了影。他用不义之财贿赂高层,逃过汉奸审判。1947年1月,豫皖边战役打响,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攻克柘城等地。张岚峰率河南保安第三纵队抵抗,在宁陵华堡寨附近被俘。战士们把他押走,他就这样结束了军阀生涯。1952年,张岚峰被处决。这辈子他从冯玉祥手下起步,到投日当汉奸,再到投靠国民党,路子越走越歪。弟弟的事儿,只是他众多选择中的一个缩影。
第二野战军如果设立副司令,谁最有资格担任?“1948年6月的深夜,作战室灯火通

第二野战军如果设立副司令,谁最有资格担任?“1948年6月的深夜,作战室灯火通

第二野战军如果设立副司令,谁最有资格担任?“1948年6月的深夜,作战室灯火通明,有参谋小声嘀咕:‘要是能给刘总配一位副司令,调度会更快吧?’”一句随口的牢骚,道出当时不少干部的想法。第二野战军战线南北纵横,天天都有紧急电报飞进司令部,可在正式编制里,刘伯承的头衔后面没有“副”这个字眼,这始终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央给各大野战军的指导原则是“精干指挥、分层负责”。第四野战军和二野没有副司令,与其说是不设,不如说是把决策权压缩到最核心的几个人手里,以便应对快速变化的战场。与此同时,二野内部并非没有合适人选,只是每一位可能“入阁”的老将,都被另一项更紧要的任务牵住了脚步。追溯根脉,二野的母体是晋冀鲁豫军区。那段时间,司令部里确实有两位副司令:滕代远、王宏坤。滕代远资历厚,他是红三军团时期的政委,1930年曾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列“四大首长”。也正因为资历深,中央把他留在后方开展铁路、兵站等大后勤建设,而不是随刘邓主力突进江汉。后勤线铺不好,千里跃进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滕代远的去留已被定死,不可能再重新列进二野司令部。王宏坤的情况稍有不同。作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他曾带着十纵深入大别山,给华东、华中地区提供侧翼牵制。不过这位老红军将军后来受命转向地方军区,从游击区“打天下”转到“固天下”,更多精力放在整编民兵、接管城镇、筹建省级武装。论资历他够,论战功他却很难与陈赓、陈锡联同场竞争,所以也自然被排除在“副司令”候选圈外。如果说上面两位算“体制内”早已锁定位置的人,那么徐向前就是“差点入局却错过的老战友”。1947年初,中央一度设想把徐向前调往大别山,与刘伯承再度搭档。徐向前当年在129师正是刘伯承的副手,这层履历对“副司令”职位简直量身定制。然而形势逼人:平绥线、太原方向压力骤增,阎锡山盘踞晋中,聂荣臻人手吃紧。于是徐向前留在华北军区,担任副司令,与老乡阎锡山在家门口进行拉锯战,“二野副司令”四个字也就随风而去。目光回到二野内部,战功最显赫、在舆论里呼声最高的非陈赓莫属。1947年夏天战略反攻时,中央电令刘邓、陈赓谢富治、陈锡联分三路突击,史称“刘陈陈”布局。陈赓麾下的第四兵团转战豫西、襄阳、衡阳,大小会战打得刀光血影。他既是红四方面军创始高级指挥员,又是129师“王牌386旅”的老旅长,熟人缘、老资历、硬战功——条件似乎天衣无缝。问题在于,这位“老陈”是典型的“前线挂帅型”指挥员。让他坐镇司令部敲电报,不如把他放到兵团推进口,中央也是这样考虑的。于是,陈赓戴着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袖标,一直冲到湘桂,他缺席了“副司令”编制,却换来战场上最需要的那一杆“钢枪”。司令部里真正全程陪在刘伯承、邓小平身边的人,是参谋长李达。许多将士感慨,“刘总负责定方向,邓政委负责定决心,李参谋长负责把决心变成电码”。李达早年是红军大学高材生,师承刘伯承,在情报、作战、训练方面都极有心得。若仅从资格与分量看,他当副司令毫无争议。可是李达自己清楚:司令部离不开一个全天候的高级参谋;再加之他还兼任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手头杂务山一样高,若再加一个“副司令”,连轴转都赶不上部队机动速度。李达低调地把自己的名字从候选项里划掉,选择继续当二野的“大脑皮层”。1949年初,二野改编为西南野战部队,与三野协同进军长江以南。指挥关系并未再加“副司令”岗位,而是维持“刘、邓—三兵团”纵向结构。事实证明,这种扁平化指挥链让解放成都、昆明、贵阳、重庆的战役指令一步到位,没有中间层级浪费时间。战事进入尾声,贺龙奉命入川,西南军区成形,刘伯承转向军事院校建设,邓小平继续担任政委;这个时候,人们才看到陈赓、李达双双挂上“军区副司令”职务,但那已是和平时期的建制调整,与当年战场上的“副司令”设想并不是一回事。从1946到1949,候选人的取舍背后,是中央“用人求适”的一贯思路:要么去最吃紧的前线,要么坐镇最关键的中枢。副司令只是个名义,更重要的是在哪里能发挥最大效用。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二野真正缺的不是职位,而是灵活高效的指挥链;而留在指挥链上的每一位,都恰好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了最大能量。硝烟散去,1955年授衔时,陈赓佩戴大将军衔,李达晋升上将,并列国防部副部长;滕代远、王宏坤、徐向前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倘若当年真设副司令,名单可能依然是这几位,只是顺序如何排列还要看当时的战场节奏。换句话说,“谁最有资格”这件事,从来不是简单的资历排名,而是一场与火药味同行的即时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