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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对其他九位元帅的评价。朱德元帅对林元帅的评价是他带兵战斗的风格。实际上，朱德元帅就是第一个系统发现并重用林元帅军事才能的关键人物，也就是他的伯乐。1928年3月的耒阳战役是关键转折点，毕业于黄埔4期的林元帅，以三个连的正规军击败了敌军两个团的兵力，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重创敌军，战后林元帅被朱德从连长破格提拔为营长。5个月后在1928年8月，团长王尔琢牺牲，毛主席将他任命为团长。1929年3月，林元帅成为了纵队司令员，他带领的第一纵队成为全军的主力，22岁的林元帅就此跻身于高级将领的行列之中。

1914年，31岁的阎锡山，娶了14岁的小妾，洞房之夜，阎锡山对小妾说：“你躺下吧，你只负责传宗接代，我不会喜欢你的，我只爱我的原配夫人！”事后，他便溜进了徐竹青的房间。这场冰冷的洞房夜，不仅注定了徐兰森的婚姻命运，更藏着阎锡山与徐竹青那段被时代裹挟的深情与无奈。矛盾真正爆发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兵败逃往大连，归来后却做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安排：让徐竹青留在老宅陪伴公婆，自己带着徐兰森和五个孩子住进西山别墅。地理上的距离，成了两人感情裂痕的具象化写照。而压垮徐竹青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孩子的称呼。当初纳妾时，阎锡山曾与徐竹青约定，所有孩子都要管徐竹青叫“妈”，管徐兰森叫“姨”，可随着孩子长大，私下里自然喊徐兰森“妈”。徐竹青得知后，积攒了16年的委屈彻底爆发。她冲进阎锡山的书房，把多年的隐忍全倒了出来：“当年是我主动提的纳妾，是我帮你撑起阎家，现在连孩子的称呼都保不住了？”可阎锡山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句：“孩子是她生的，叫妈怎么了？”这句话像一把刀，刺穿了徐竹青最后的念想。她崩溃地砸了书房里的摆件，阎锡山也被激怒，第一次对她掀了桌子——这对携手走过24年的结发夫妻，第一次闹到如此难堪的地步。谁能想到，早年的阎锡山与徐竹青，曾是患难与共的伴侣。1897年，15岁的阎锡山娶了21岁的徐竹青，彼时阎家刚破产，负债累累，阎锡山和父亲躲债在外，家里只剩徐竹青一个“外姓人”。出身书香门第的徐竹青没有退缩，靠着一双巧手做针线活，白天缝补衣物换粮食，晚上点着油灯记账，硬是撑着阎家熬过了最艰难的三年。阎锡山后来常对人说：“没有竹青，就没有今天的我。”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成了一方都督，可夫妻间的遗憾也随之而来——徐竹青始终没能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清末民初，这成了阎家的头等大事。阎锡山的祖父临终前，拉着他的手反复念叨“没能抱上曾孙”；徐竹青的父亲也私下劝他：“为阎家留后，不是丢人的事，竹青会懂的。”徐竹青偷偷去太原的医院检查，得知是自己无法生育后，一夜没睡，第二天主动对阎锡山说：“找个合适的姑娘吧，为阎家留个后。”1914年，经人介绍，14岁的徐兰森被娶进阎家。洞房夜的冰冷，成了徐兰森婚姻的底色。她很快完成了“任务”，1915年生下长子阎志恭，之后又接连生下四儿一女。阎家上下对她的态度彻底变了，公婆把她当“功臣”，家里的大小事务也渐渐由她插手。而徐竹青的正妻地位，慢慢成了空架子。孩子们虽表面叫她“妈”，却更亲近生身母亲；阎锡山回家的次数，也从“先去徐竹青房里”变成“直接去徐兰森那边”。那场因称呼引发的争吵后，公婆出面调和，定下“孩子管徐竹青叫‘波’（山西方言中对长辈女性的尊称），管徐兰森叫‘妈’”的规矩。这个折中方案，实则默认了徐兰森的母亲地位。徐竹青心灰意冷，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独自一人搬到太原的一处小院居住，从此与阎锡山分居。关于徐竹青的结局，流传着两个版本。一说1946年徐兰森病逝后，阎锡山身边没了亲近的人，便派人把徐竹青接了回来。1949年两人一同前往台湾，晚年摒弃了所有恩怨，阎锡山不再提“传宗接代”，徐竹青也不再纠结“正妻名分”，两人像普通老夫妻一样，每天一起吃饭、散步，相伴了十年。1960年阎锡山去世，四年后徐竹青也离世，最终两人合葬在台湾阳明山公墓。另一说则更显凄凉：徐竹青搬去太原后，便再没回过阎家，靠着阎锡山每月给的生活费独自生活。徐兰森去世后，阎锡山虽派人劝过她回去，却被她拒绝。1949年阎锡山去台湾时，她选择留在大陆，最终在1950年代末孤独离世，连墓碑都没有留下。无论哪种结局，阎锡山与两位妻子的故事，都是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缩影。徐竹青的深情与牺牲，徐兰森的顺从与工具化，阎锡山在“爱情”与“传宗接代”间的摇摆，都被“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和动荡的时局牢牢捆绑。洞房夜的那句誓言，终究没能抵过时代的洪流，或许阎锡山曾真心爱过徐竹青，却终究在家族责任与社会压力面前，让这份爱变得面目全非。信息来源：人民网：《閻錫山少有緋聞：因夫人徐竹青不孕僅娶一妾》，2014年09月30日11:16

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你的十几箱金条，超载了，飞机需减重。”谁知，阎锡山的做法，让陈立夫非常恼火。最终，他只能在不通电的荒郊终老。阎锡山这人，从小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长大，家里是做生意的地主，1883年生，早年丧母，靠外祖母拉扯大。九岁进私塾念书，十四岁辍学帮爹管钱庄，放贷收息啥的都干，1900年投机赔光了，父子俩逃到太原躲债。这经历让他学到不少算计的本事，后来考上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去日本留学，先在东京振武学校，后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当教官，加入同盟会，秘密搞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阎锡山领头在太原起义，推翻清廷，当上山西都督，从此掌权38年，人称山西王。他治山西时，表面上搞现代化，建学校工厂，推广农业改良，还办中医研究社，派学生出国学科学。但骨子里是军阀，靠灵活联盟保地盘，1927年北伐支持蒋介石，占北京得高位，可1929年又联合冯玉祥李宗仁打中原大战，败了逃大连，1931年和蒋和解回山西。抗日时抵抗日军，但内部冲突多，1939年跟共产党摩擦，1945年内战支持国民党，上党战役损失惨重。1948年太原被围，他加强防务却自己溜走，1949年3月借李宗仁电报飞南京，留下部下顽抗。总之，这人精于权术，保自己地盘第一，从不站错队，但也多次反蒋，留下恩怨。1949年12月9日晚，阎锡山跟陈立夫朱家骅邱昌渭刘士毅等14人从成都新津机场起飞，目的地台湾。飞机上阎带了几十箱金条，这些是从山西残留财产，用来维持家人佣人台湾亲属和老部下生活。其实早在1948年，他就让妻继母儿媳去台湾设阎公馆，另给分居妻找寓所，四儿子送美国置房产。1949年4月，又从上海运金银到台北，转日本买房。飞机飞到四川湖北交界遇寒流，机翼结厚冰，下坠700尺，只能返成都。陈立夫误以为偏航汉口，怀疑策反，准备极端措施，还盯着阎防止异常。降落后，陈问飞行员原因，对方说金条超载，遇寒流无法升。陈找阎商量卸部分金条，阎拒绝，说财产就剩这些，得靠它养人。陈强调阎是政府首脑，台湾等着他们，得优先安全，卸物资取大义。阎权衡后，决定留几名随行人员在成都，金条全带走。这让陈很恼火，觉得阎要钱不要命，不顾集体。飞机再飞顺利到台湾，但这事暴露阎自私，蒋介石知后不信任他。到台湾后，阎锡山短暂主持政务，1949年12月7日至1950年3月7日当行政院长，11月20日至12月7日代理总统，开发布会讲政策，批评国民党不诚信不团结。但蒋介石1950年1月召见，通知改组，阎手下被蒋系替换。3月蒋复职，阎免实职，只得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虚衔。先住台北丽水街日式别墅，后避政治迁阳明山菁山。这地方荒凉，杂草半人高，路崎岖步行30分钟到公路，无电无自来水，喝泉水。日本占领时想建农场未成。阎带秘书司机厨师30侍卫宪兵建木板房叫菁山草庐，台风掀屋顶后，用安山岩仿山西窑洞建石屋，加走廊活动。部下开垦地，种柑橘松树，养鸡猪自给。阎每天开会记琐事，写书批评共产主义预言冲突，听京剧不信宗教。除蒋和陈诚各访一次，无人登门。部下从近40减到不足10，因孤寂收入低走人。阎想去美日，蒋不放，说台湾好。1960年患肺炎并发心脏病，口述遗嘱六点：丧事简，收挽联不收幛，灵前供无花木，出殡早，不放声哭，墓碑刻思想日记选段；亲撰挽联指定位置。5月23日逝世，77岁，葬阳明山，墓前水泥中字，奉中道。无子女吊祭，凄凉收场。阎锡山一生算计精明，从军阀时代起就靠灵活站队保山西38年，可到头来在内战中丢地盘，逃台湾还因金条事件得罪人。早年他投机赔本学到教训，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革命时抓机会当都督，治省时表面改革实际独裁。抗日抵抗日军却内部搞摩擦，内战支持蒋却自己先跑，留下太原五百完人神话安慰部下灵魂。这人权术高明，多次反蒋如中原大战差点让蒋败北，可蒋记仇，到台湾就踢开他。阎想平衡蒋李宗仁，却成蒋利用工具，李去美后阎无用。晚年隐居菁山，建窑洞思乡，写书发牢骚，但部下散尽，孤独终老。陈立夫监视他，飞机事后告状，加速阎失势。陈立夫这角色也关键，早年留学美学矿，回国投蒋，当秘书组织部长，掌中统特务，CC系头子，蒋家天下陈家党一说就从这来。他监视阎是蒋命令，怕阎投降。飞机事后，陈恼火阎贪财，影响蒋看法。陈自己1949年去台，1950年失势去美养鸡，1967年回台推中医，不问政，晚年倡文化统一中国，2001年逝世101岁。阎事件中陈立场强硬，优先安全，但阎优先财产，暴露人性。阎晚年窑洞生活，思乡却回不去，墓中字标中道哲学，可实际一生偏向自保。部下散因穷苦，阎发不出薪，靠金条维持却众叛亲离。

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你的十几箱金条，超载了，飞机需减重。”谁知，阎锡山的做法，让陈立夫非常恼火。最终，他只能在不通电的荒郊终老。阎锡山出生在1883年的山西五台县一个商人家庭，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九岁开始系统学习四书五经。家庭经商起伏，父亲钱庄一度亏损，但他坚持求学。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后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与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推翻清廷，任山西都督。此后控制山西38年，兴办铁路和煤矿，巩固势力。在军阀时代，他参与多次联盟，如1917年支持段祺瑞，1920年直奉战争中立。1930年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反蒋，中原大战失败逃大连，后复出。抗日时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作战。1949年太原失守，他撤到南京、上海、成都，任行政院长。陈立夫1900年生于浙江吴兴，父亲注重教育。他1923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矿冶硕士。1925年回国投国民党，与兄陈果夫建CC系，控制党务情报。1927年后任组织部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参与党内整顿。1940年代在国民党高层任职。1949年受蒋介石命监视阎锡山撤台湾。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通过各种手段积累财富，包括控制煤矿和税收。这些资金支持他的军队和地方建设，但也引发民怨。他在山西推行村政制度，表面上改善民生，实际加强控制。抗日战争中，他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转而发展经济。到1949年，太原战役失败时，他已带走大量金条，这些是多年搜集的家底。陈立夫作为CC系核心，擅长情报工作，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熟悉。蒋介石派他监视阎锡山，显示对后者的不信任。1949年12月9日，成都凤凰山机场，阎锡山等14人登上DC-3飞机准备飞台湾。飞机起飞后遇寒流，机翼结冰，无法上升，飞行员被迫返航。检查发现货舱几十箱金条导致超重。陈立夫打开箱子确认全是金条后，劝阎锡山减重。阎锡山拒绝扔金条，选择留下几名随从。剩余人登机，这次飞机勉强飞过寒流，到达台北松山机场。阎锡山监督金条卸下。这个事件暴露阎锡山对财富的执着。他统治山西38年，通过垄断资源积累金条，这些成为他撤退时的负担。陈立夫的恼火源于阎锡山的自私选择，影响了团队安全。蒋介石得知后，对阎锡山失去信任。阎锡山带来的金条原本用于台湾立足，但事与愿违。阎锡山到台湾后获总统府资政虚职，无实权。金条吸引同僚索要，他们以山西旧事威胁，他被迫分出部分。1950年移居台北郊外菁山，那里偏僻无水电，住木板房名菁山草庐。每日简单饮食，馒头蔬菜为主，偶尔加肉需计算。金条渐少，用于生计和应付访客。他尝试办印刷厂，但失败。阎锡山晚年沉默，白天写回忆录，晚上听京剧。老部下偶访，聊几句送走。1960年5月心脏病发，23日去世，享年77岁。葬礼简陋，仅几亲信出席。

1938年，国军少将张岚峰率数千人投日，不久后他的弟弟张俊峰因小事惹怒日军，被绑在树上用刺刀挑死。事后，张岚峰带着礼物去向日军道歉，这让部下感到羞愤莫名。张岚峰1902年出生在河南商丘柘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张映宿是清末秀才，家里有些田产。他从小脑子转得快，16岁就考进河南省第四中学。后来因为和校长起冲突，用砖头砸伤对方，结果被开除，从此断了上学路子。说起他，早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但总觉得不甘心窝在乡下。1922年5月，20岁的张岚峰不听家里人劝，跑到开封投奔冯玉祥的部队。当时冯玉祥在那儿招兵买马，他一加入就靠着识字和会来事儿脱颖而出。部队里他干活卖力，很快就引起注意。1925年初，冯玉祥搞起西北国民军，张岚峰直接当上督办公署卫队骑兵连长。那时候他年纪轻，机会来得快。同年7月，冯玉祥看中他，推荐去日本留学。他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专业。本来挺顺利的，可1928年5月济南惨案闹起来，张岚峰掺和反日示威，结果被学校开除。6月回国，冯玉祥没嫌弃他，马上让他当第二集团军炮兵第十三团团长。年纪轻轻就管一个团，这在军阀时代可不是小事儿。1929年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建安村，张岚峰过去服侍，帮着打理日常。1930年中原大战打响，他已经是冯玉祥的亲信，28岁就坐上西北军官学校校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的位置。那个年代，权力来得猛，他也算风头正劲。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还给他介绍张志兰，两人结了婚。1934年，他又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那时候日方开始拉拢他。回国后，他当上冀察政务委员会少将高参，顺带干些窃取情报的事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里当参谋，眼看局势乱，就动了投靠日军的念头。南口战役时，他把汤恩伯第十三军的部署情报卖给日军，导致国军吃大亏。张自忠派人抓他，他得到消息，连夜逃回河南柘城老家。从这儿开始，他的路子就彻底歪了。1938年6月，日军刚占了柘城，张岚峰利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以组织抗日为名，四处拉队伍，很快就集结五千多人。他带着这帮人，直接跑到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那儿，表示要效忠。日本人乐坏了，封他个豫东招抚使，让他负责豫东一带招降纳叛的事儿。他这下子觉得稳了，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没过几天，张岚峰的三弟张俊峰因为小事跟日本兵起冲突。具体说来，张俊峰有点正义感，当时日军在村里欺负一个妇女，他上前帮忙，结果惹怒了日本人。日本兵当场把他抓起来，绑在城外一棵槐树上，用刺刀慢慢捅死。整个过程拖了近半个时辰，张俊峰的叫声传遍半个柘城。日军不是一下结束，而是轮流捅，折磨他到死。消息传开，张岚峰的部下们气炸了肺，好些人找到他，说要拉队伍反水，干掉那些日本人。这些兵大多是河南本地人，看到长官弟弟这么惨，谁都咽不下这口气。可张岚峰听到后，没马上表态。他想了想，觉得弟弟死了是小事儿，丢了刚得的官位才麻烦。权衡之下，他决定保住地位。第二天一早，张岚峰就让人准备金银珠宝、字画和本地土产，装了好几个箱子。他亲自带着礼物，去日军营地道歉。杀了人还得赔礼，这事儿传出去，他的部下们觉得太丢人了。很多人看着他去营地的背影，觉得寒心透顶。有些人当场就握紧拳头，转身走人，从此离开队伍。部下们对他的看法，从这儿彻底变了，觉得他太没骨气。这事儿让大家看清，张岚峰为了权势，什么都能忍。弟弟的死，本该是报仇的机会，他却选了低头。部下们觉得羞愤，是因为他们本指望跟着他干大事，结果看到的是这种窝囊样。很多人后来悄然离队，不想再跟这样的人混。张岚峰投日后，继续扩充队伍。1938年11月，他组建豫东招抚使公署，在陇海路沿线招募流民和地痞，很快就拉起两万人。日军把他编成豫东剿共军，后来改叫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他配合日军进攻抗日力量，封锁根据地，搜查物资，干了不少坏事儿。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张岚峰跑到南京拜见汪精卫，混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不久又当上苏豫皖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他把部队扩到九万人，1944年春升为汪伪第四方面军中将总司令。在南京，他审阅报告，指挥部队调动，还跟国民党那边保持联系，招待官员，派兵护送。1945年日本投降，张岚峰不肯改编，直接投靠国民党。蒋介石任命他为陆军第三路军司令，他帮忙接收城市，挡住其他力量。1946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他，两人共进午餐，还合了影。他用不义之财贿赂高层，逃过汉奸审判。1947年1月，豫皖边战役打响，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攻克柘城等地。张岚峰率河南保安第三纵队抵抗，在宁陵华堡寨附近被俘。战士们把他押走，他就这样结束了军阀生涯。1952年，张岚峰被处决。这辈子他从冯玉祥手下起步，到投日当汉奸，再到投靠国民党，路子越走越歪。弟弟的事儿，只是他众多选择中的一个缩影。

第二野战军如果设立副司令，谁最有资格担任？“1948年6月的深夜，作战室灯火通明，有参谋小声嘀咕：‘要是能给刘总配一位副司令，调度会更快吧？’”一句随口的牢骚，道出当时不少干部的想法。第二野战军战线南北纵横，天天都有紧急电报飞进司令部，可在正式编制里，刘伯承的头衔后面没有“副”这个字眼，这始终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央给各大野战军的指导原则是“精干指挥、分层负责”。第四野战军和二野没有副司令，与其说是不设，不如说是把决策权压缩到最核心的几个人手里，以便应对快速变化的战场。与此同时，二野内部并非没有合适人选，只是每一位可能“入阁”的老将，都被另一项更紧要的任务牵住了脚步。追溯根脉，二野的母体是晋冀鲁豫军区。那段时间，司令部里确实有两位副司令：滕代远、王宏坤。滕代远资历厚，他是红三军团时期的政委，1930年曾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列“四大首长”。也正因为资历深，中央把他留在后方开展铁路、兵站等大后勤建设，而不是随刘邓主力突进江汉。后勤线铺不好，千里跃进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滕代远的去留已被定死，不可能再重新列进二野司令部。王宏坤的情况稍有不同。作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他曾带着十纵深入大别山，给华东、华中地区提供侧翼牵制。不过这位老红军将军后来受命转向地方军区，从游击区“打天下”转到“固天下”，更多精力放在整编民兵、接管城镇、筹建省级武装。论资历他够，论战功他却很难与陈赓、陈锡联同场竞争，所以也自然被排除在“副司令”候选圈外。如果说上面两位算“体制内”早已锁定位置的人，那么徐向前就是“差点入局却错过的老战友”。1947年初，中央一度设想把徐向前调往大别山，与刘伯承再度搭档。徐向前当年在129师正是刘伯承的副手，这层履历对“副司令”职位简直量身定制。然而形势逼人：平绥线、太原方向压力骤增，阎锡山盘踞晋中，聂荣臻人手吃紧。于是徐向前留在华北军区，担任副司令，与老乡阎锡山在家门口进行拉锯战，“二野副司令”四个字也就随风而去。目光回到二野内部，战功最显赫、在舆论里呼声最高的非陈赓莫属。1947年夏天战略反攻时，中央电令刘邓、陈赓谢富治、陈锡联分三路突击，史称“刘陈陈”布局。陈赓麾下的第四兵团转战豫西、襄阳、衡阳，大小会战打得刀光血影。他既是红四方面军创始高级指挥员，又是129师“王牌386旅”的老旅长，熟人缘、老资历、硬战功——条件似乎天衣无缝。问题在于，这位“老陈”是典型的“前线挂帅型”指挥员。让他坐镇司令部敲电报，不如把他放到兵团推进口，中央也是这样考虑的。于是，陈赓戴着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袖标，一直冲到湘桂，他缺席了“副司令”编制，却换来战场上最需要的那一杆“钢枪”。司令部里真正全程陪在刘伯承、邓小平身边的人，是参谋长李达。许多将士感慨，“刘总负责定方向，邓政委负责定决心，李参谋长负责把决心变成电码”。李达早年是红军大学高材生，师承刘伯承，在情报、作战、训练方面都极有心得。若仅从资格与分量看，他当副司令毫无争议。可是李达自己清楚：司令部离不开一个全天候的高级参谋；再加之他还兼任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手头杂务山一样高，若再加一个“副司令”，连轴转都赶不上部队机动速度。李达低调地把自己的名字从候选项里划掉，选择继续当二野的“大脑皮层”。1949年初，二野改编为西南野战部队，与三野协同进军长江以南。指挥关系并未再加“副司令”岗位，而是维持“刘、邓—三兵团”纵向结构。事实证明，这种扁平化指挥链让解放成都、昆明、贵阳、重庆的战役指令一步到位，没有中间层级浪费时间。战事进入尾声，贺龙奉命入川，西南军区成形，刘伯承转向军事院校建设，邓小平继续担任政委；这个时候，人们才看到陈赓、李达双双挂上“军区副司令”职务，但那已是和平时期的建制调整，与当年战场上的“副司令”设想并不是一回事。从1946到1949，候选人的取舍背后，是中央“用人求适”的一贯思路：要么去最吃紧的前线，要么坐镇最关键的中枢。副司令只是个名义，更重要的是在哪里能发挥最大效用。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二野真正缺的不是职位，而是灵活高效的指挥链；而留在指挥链上的每一位，都恰好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了最大能量。硝烟散去，1955年授衔时，陈赓佩戴大将军衔，李达晋升上将，并列国防部副部长；滕代远、王宏坤、徐向前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倘若当年真设副司令，名单可能依然是这几位，只是顺序如何排列还要看当时的战场节奏。换句话说，“谁最有资格”这件事，从来不是简单的资历排名，而是一场与火药味同行的即时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