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1949年，在新都桥附近的荒坡上，两个穿着笔挺中山装的特务，一左一右架着五花大绑的朱君友。 他衣衫褴褛，身上满是斑驳血痕，眼神却异常平静，仿佛即将奔赴的不是刑场，而是一场寻常的远行。 朱君友并非生来就是刀尖上行走的战士。 在成都，“朱半城”的名号无人不晓。 朱家世代经商，绸缎庄、米铺、当铺、银楼、药房遍布城西，是名副其实的豪富之家。 他的祖父乐善好施，广结善缘，在成都人心中颇有分量。 生于这样的深宅大院，朱君友本可锦衣玉食，做个逍遥少爷。 然而，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 当先生在前厅教他拨打算盘、学习记账时，少年朱君友的心思却飞到了后院偷偷翻阅的《革命军》和《新青年》上。 1937年，打响了全面抗战的枪声。 国难当头，朱君友骨子里的热血再也无法按捺。 他瞒着家人，将仓库里囤积的三百匹洋布，悉数捐给了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第二年，他加入“四川青年抗日救国宣传团”，脱下绸缎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蹬上草鞋，一头扎进了救亡图存的洪流。 他不再是朱家少爷，而是油印《救亡之声》小报的编辑，是工人夜校里传播火种的教员，是码头工人中散发传单的普通一员。 或许谁也没想到，这个混迹于市井、满身尘土的后生，竟是富甲一方的朱家继承人！ 1942年，在文殊院附近一间不起眼的茶肆里，朱君友加入了组织。 代号“掌柜”，他肩负起成都至重庆这条生死攸关的地下交通线。 朱家的产业，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名下的“永丰粮行”，地窖深处藏匿过急需的电台和受伤的南方局领导。 朱家老宅的夹墙里，传递过上百份关乎战局的情报。 经他手流出的金条，一根根换来了前线紧缺的弹药、药品，也换来了无数同志转危为安的机会。 然而，地下工作如同刀尖上舔血。 1946年中秋前夕，曾被他用二十根金条从警备司令部虎口救出的同志陈运达，在威逼利诱下叛变革命。 凌晨三点特务前来撞门，朱君友在最后关头，销毁了手头的情报纸条，从容被捕。 从此，他被关进锦江监狱。 蘸盐水的皮鞭抽打了两昼夜，水牢的污水浸泡着伤口，牙齿在紧咬的牙关中碎裂。 一系列的非人折磨未能撬开他的嘴。 信仰，成了支撑他血肉之躯的唯一支柱。 1949年，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西南一隅成为最后的巢穴。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签发了密令：“对关押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进行秘密处决！” 朱君友的名字，列在成都“将军衙门”看守所那份32人的处决名单上。 12月7日，代号“十二桥惨案”的屠杀在城郊西十二桥上演，31位志士倒在了胜利的曙光前。 然而，名单上本应第32个赴死的朱君友，却在新都桥的荒坡上，经历了一场截然不同的“死亡”。 当特务念到他的名字，朱君友收拾了仅有的衣物，赠予狱友徐孟生。 走过杨伯恺、王伯高同志的牢房时，他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 然而，押解他的特务并未将他送上开往西十二桥的刑车，而是带到了新都桥的荒坡。 两名特务将他押至预定地点，就在枪口抬起的刹那，左边的高个特务刘永年，猛地捏了一下他的手臂。 “倒下就别起来！” 朱君友虽然震惊，但瞬间领悟。 枪响了，是空包弹。 他应声倒地，屏住呼吸，纹丝不动。 右边的矮个特务赵守诚动作麻利，迅速从脚边的布袋里提出一只事先备好的鸡，手起刀落，鸡血泼洒在朱君友的衣领和身下的草地上，伪造出枪决毙命的血腥现场。 远处，适时传来几声乌鸦的啼叫，三短一长，是他们约定的“得手”信号。 两名特务一边高声咒骂着“死共匪总算解决了”，一边迅速清理现场。 确认特务走远，朱君友才挣扎爬起。 他来不及细想这奇迹般的生还背后是何等惊心动魄的策划与冒险，脑海中只回荡着那句刻骨铭心的低语：“倒下就别起来。” 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向东！向着解放的方向！ 他抹去脸上的血污，朝着东方狂奔。 那两名救他于生死一线的“特务”，是潜伏敌营六年的刘永年和负责外部策应的赵守诚，却从此杳无音讯。 关于他们的结局，只有零星的传闻。 刘永年或许死于重庆解放前夕的大逮捕，赵守诚可能随军起义后隐姓埋名。 他们如同无数隐秘战线的英魂，未曾等到青史留名的那一天。 真正的暗战，往往没有鲜花掌声，没有显赫功勋，甚至没有一块刻下名字的墓碑。 他们存在过的证据，或许只剩下当年荒坡上，和那个朝着东方头也不回、决绝奔跑的身影。 主要信源：（金台资讯——十二桥烈士墓:36名烈士永刻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