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抓捕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审讯的时候，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的问道“招还是不招”？说着就又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

而当25岁的刘惜芬被押来时，她的旗袍下摆，还沾着礁石滩的泥沙——那是三天前给游击队送药时蹭上的。

刽子手催她留遗言，她望着远处隐约的炮声方向笑了：“告诉活着的人，天亮就来了。”

在街坊眼里，这个总挎着药箱的年轻女子，是个给穷人打针从不收钱的刘医生；可在敌人那儿，她却是“行踪可疑的共党”。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总穿素色旗袍的年轻姑娘，公文包里不光有听诊器，还有用特殊药水写的城防图。

就这样，刘惜芬的人生像被劈成了两半。前二十四年，她就是厦门老城里长大的苦孩子：亲妈走得早，后妈对她也不好，十五岁就没法上学了。

1940年考进博爱医院时，她以为学会打针就能有口饭吃，结果，第一天就撞见日本医生，把中国病人的绷带扔在地上，还嘲讽说这种人不配用新纱布。

那天，她攥着止血钳的手都在抖，后来每次值夜班，她都把药房里的磺胺药，藏在白大褂口袋里，给被日本兵打伤的老百姓偷偷换药。

有回被日本护士长发现，她梗着脖子，以“都是流血的伤口，分什么高低贵贱”为由，给顶了回去。 抗战胜利后，她在自家小阁楼开了个“惜芬诊所”。

来看病的有拉黄包车的、做针线活的，也有自称跑船的陌生人——这些人总在诊脉时悄悄塞给她纸条，有时是要奎宁，有时是码头来军火了。

1949年5月，有个常来拿药的地下党员给了她一本《论联合政府》，称赞她做的这些事，早就不只是医生该干的了。

就这么着，她成了共产党员，白天给富商太太量血压，耳朵却在听她们说国军要跑了的消息。

为了能靠近敌人核心，刘惜芬开始学穿高跟鞋、烫卷发。

不过，有老邻居看见她跟国民党军官在咖啡馆说话，还在背后念叨好好的姑娘，不该变成这样，对此，她听见了也没解释。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地下工作才能更好的开展，而自己也能更加安全。

想着想着，她的思绪回到了过去，她记得第一次在宴会上偷记军火库位置，钢笔在手心都沁出墨了；还有次差点被搜身，她急中生智，把情报塞进旗袍盘扣，才逃过一劫。

然而最险的一回是，送厦门防御工事图。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她打着伞走在石板路上，突然被巡逻队拦住。对方盯着她湿透的旗袍，她掀起衣角解释，是刚给长官送文件才淋成这样，其实，她后背上贴身放着用油纸包裹着的图纸。

1949年9月19日，刘惜芬刚给游击队送完最后一批药，叛徒就带着特务闯进了诊所。她下意识把密电码吞进了肚子——那是前一晚刚收到的解放厦门作战提示。

审讯室里，敌人什么招都用了。鞭子抽得她后背血肉模糊，烙铁烫在胳膊上，她咬着牙没出声，即使钢针刺进指尖，她也只说自己是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10月16日深夜，离厦门解放就剩十几个小时了。特务把她从牢里拖出来时，她特意理了理乱掉的头发。

绞刑架下，她抬头看了看天，想到小时候，姨妈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照着回家的路。可二十五岁的日子太短，短到没来得及看见她盼了好久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