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能理解，现在好像明白了。之前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一观点。但现在看来，还是他老人家说得对，看得远。 1920年代的中国，到处都是乱象。 城市里工厂冒着黑烟，工人加班到深夜，手上布满裂口；乡村里地主坐在祠堂里收租，农民一家人拼死拼活也填不满粮仓。 毛泽东盯着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切面。 他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没有修辞，只是冷静地排了几类人。 工人和贫苦农民是靠得住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民族资本家有可能站在中间，要看时局；地主和买办则被明确放到敌对的一边。这套划分，说白了就是要找清楚革命能依靠谁，要防备谁。 两年后，他去了湖南，见到的农民运动比想象中更激烈。 祠堂被推倒，账本被烧掉，祖宗牌位被丢进河沟。村子里轰轰烈烈，外头却有人批评，说这是胡闹。 毛泽东没有否定这些行动，他把它们写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里面的农民有愤怒，有胆子，也有对旧秩序彻底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些事情不是无序，而是农民翻身的真实写照。 井冈山的环境更复杂。队伍里有雇农，也有富裕中农。土地怎么分，成了头号难题。最开始喊“没收一切土地”，贫农拥护，可中农心里不踏实，觉得辛苦经营也被一锅端，这样下去革命会失掉大半人心。于是土地法被一改再改，从“一切土地”到只针对地主。 1933年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干脆写得细到家，规定雇工多少，收租多少，自己是否下地干活，都要查清楚。干部们照着这些标准去划分，才不至于因为一时情绪，把潜在的同盟推开。 抗日战争来了，阶级的界限开始松动。外敌压境，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这些原本被认为摇摆的人，也被拉进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里明确写下新的国家设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组成新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人民”不再只是最穷的一群，而是更大的范围。能抗日的，都能算进来。 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重新推开。 1948年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依靠贫雇，团结中农。 贫农是核心，中农是关键，少数富农要限制，地主要打倒。这些话听上去简单，落实到村子里，就是一场一场紧张的夜会。 村头点着火，干部念着名单，谁分到田，谁被列为地主，全村人都看在眼里。哭声、喊声夹杂在一起，那是阶级划分真正落地的时刻。 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国家定下基调。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地主是敌人。 这样的划分直接写进了政治制度。新政权要保护民族工商业，要依靠工农，还要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阶级分析不再只是判断敌我的方法，而是新中国制度设计的一部分。 新国家建立后，矛盾并没有消失。旧的利益关系仍在潜伏。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开始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里的思路已经不同于革命时期的锋利，更像治理的考量。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如何兼顾？农民期待合作社有实惠，工人希望劳动能换来好处，知识分子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就会出新的裂缝。 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矛盾分为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要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要协商。这种说法，给社会留下了一条缓冲的路。 那时的空气里已经有紧张感，如果每个分歧都被当作敌对，整个社会会陷入混乱。 毛泽东的提醒，是希望刀子不要乱开，避免把朋友推到敌人一边。 知识分子的问题最能说明这种复杂性。新中国需要他们，但他们的思想里仍残留旧传统。有人接受改造，有人心里抗拒，大多数在观望。 国家对他们既有要求，也给了位置。矛盾不再是简单的敌我，而是如何让他们逐渐适应。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化也是这样。公私合营、定息几年，是缓冲。 之后逐渐让他们脱离资本家的身份，成为劳动者。这种过渡有拉扯，但方向很清楚。 几十年间，阶级分析的作用不断变化。 在乡村，它决定土地如何分配，谁能加入队伍；在抗战时期，它决定统一战线能拉多大范围；在新中国，它成了处理矛盾和治理国家的方法。 刀锋有过，宽容也有过。它既是标尺，也是警戒线。 延安的窑洞里，灯光昏暗，墙上影子摇晃。 毛泽东写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楼上的红旗猎猎作响，人群在广场上抬头呼喊，声音被风吹散，飘在空旷的夜色里，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