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凤

我从小喜欢听广播。1982年，我13岁，已经在家辍学一年，父亲看我勤勤恳恳做家务，就奖励我一台宝石花牌、巴掌大的蓝色收音机。

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听广播。印象最深的是外国电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简·爱》《乱世佳人》等。其中《巴黎圣母院》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爱情观。残疾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1984年春，在我们陶吴小镇，我邂逅了来自苏北、卖白壳鸡蛋的蔡国宏。那一年他18岁，我16岁。

我们上街卖鸡蛋遇到过几次，那时我只有小学文化，在养鸡方面我向他请教过一些问题。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有一些含蓄腼腆。

同年11月18日，我重回学校读初中。我初中毕业再度辍学，去县城打工。在县城打工3年，我回到故乡。我想从事种植和养殖，改变贫穷落后的家境。就在这一年的7月14日，我和国宏6年后在小镇重逢。

他这几年学了木匠，在外奔波漂泊，也想回乡从事养殖业。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当时的情况是，只有苏北姑娘嫁来南京的，几乎没有苏南姑娘嫁到苏北去的。

我父亲对我说：“宿迁，宿迁，宿一夜就迁。”他和母亲都反对我嫁到苏北。最后我还是坚持，父母只好同意，就对我说：“以后有福你享，有罪你受！”

国宏那时心里没有底气接纳我，我给他很多鼓励。我们开始谈婚论嫁，筹备办酒席等事宜。国宏打工几年的钱，都寄回苏北老家，盖了三间砖瓦房，手里没有一分钱积蓄，结婚的钱全部是借的。

我父母也比较开明，同意我降低一切开支。买三金、买家用电器、拍婚纱照等等，能免的都免了。

我结婚那天穿的红棉袄，是我和国宏骑自行车，到离我们镇有40多里路的小丹阳集镇，花了50元钱购买的。

在陶吴桃红楼商场，我花了40元买了一件蓝色呢子大衣。买了一双棉皮鞋40元。裤子是亲戚送的一块褐色布料，花了15元手工费做的。

结婚前夕，村上的长辈告诉我，带到婆家去的东西一定要是新的。我心里想的是，我在家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妹妹个子比我高，她不会穿我的旧衣服。于是我把我所有的衣服鞋袜都带到婆家去，用新的纸箱装好，然后在纸箱外面贴了一个大红的喜字。我不说，谁知道纸箱里装了啥？

1991年元旦，国宏用一辆小型面包车，接我和娘家人来到苏北。新婚之夜，国宏哭了，哭得特别伤心，他说没有给我买贵重的衣服，对不起我。他承诺说，日后有钱了，一定会给我买很多很多的衣服。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94年春，我们带着孩子在我娘家附近租了房子。4月，在亲戚的帮助下，我们在镇上开了一个种子店。为了一心开店，我把18个月大刚刚会喊爸爸妈妈的儿子，含泪送回老家给他爷爷奶奶照顾。

国宏先去建筑队做木工，后又到一个单位做了临时工。等我们手里有了一点钱，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我买衣服。在法国有一位男士为奥黛丽·赫本私人定制限量版服装，他叫纪梵希。在南京江宁也有这样一个男人，为妻子量身定制旗袍几十件，这个男人就是我家老公蔡国宏。

他给我买来衣服之后，又买来同色丝线加固纽扣。逐年购买，衣服渐多。有一年婆婆来到我们家，打开橱门，全是我的衣服，她心疼儿子衣服少。

国宏对他妈说：“我可以打赤膊上街去，你媳妇不可以，对吧！”

2009年夏天，他对我说，他对服装感兴趣，想去学习，我立即表示支持。我在他的《服装工艺技术》笔记本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人们总是抱怨自己所处的环境。世间成功的人，都能去寻求自己所需要的环境；如果寻求不到，便会自己去创造这种环境。只要有决心和毅力，什么时候学也不算晚！愿与你共勉。落款：爱你的人和你所爱的人。”

他去金陵科技学院，学了一个月服装设计和裁剪就回来了，他担心我一个人开店太辛苦。他回来还有很多东西不会，就上网学习。比如旗袍纽扣，有一字扣、梅花扣、琵琶扣等，他都通过自学学会了。

学会之后，他就给我量身定制旗袍。电影《建国大业》里宋庆龄穿的黑色旗袍，他觉得好看，就给我做了一件，还配了同色系的礼帽。

白天我们开店，晚上回到家里，他就给我做旗袍、衣服，我看书写作。

他前前后后为我做了几十件各式旗袍、衬衫和裙子。他还会尽可能给我配上同色系的帽子和鞋子。这样穿出去很和谐，也很时尚。

为了让我穿得好看，他经常关注旗袍。这么多年来，他为我收藏旗袍超过300多件，装了一屋子。当我打开房门，各种款式、色彩的旗袍，展现在眼前，那是他满满的爱意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