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游泳过后患上重感冒，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于是求助一位老中医治疗，可老中医却说：“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1957年夏，毛主席在一次重要省委书记会议期间，趁着空隙游览海边，面对骤然升高的浪头和骤降的气温，他毫不犹豫地下海畅游，这并非突发奇想，主席素来爱水，曾在湖南湘江冬泳，视冰冷为锻炼之道，这一次，身体却未能如往常那般强健响应，起初只是轻微鼻塞与咽喉不适，众人并未太过紧张，可短短数日内，这场看似普通的风寒迅速蔓延，发展为高烧、剧咳，甚至夜不能寐，身体每况愈下。   负责主席健康的西医团队不敢怠慢，迅速启动各类治疗手段，药品剂量调整再三，注射、输液、雾化交替进行，方案几经更换，依然未见明显起色，主席虽坚持批阅文件、处理公务，但神情疲惫，声音低哑，体力明显透支，医护人员焦急万分，在技术与现实之间徘徊，陷入了尴尬境地：领袖的身体正受到病症持续侵袭，而他们似乎已经黔驴技穷。   就在这时，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建议，他回忆起济南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中医刘惠民，医术高明，尤善治疗风寒类杂症，舒同本人曾患久咳，经其调理大有起色，因此对其医术深信不疑，此番面对主席病情，他建议尝试中医干预，这个提议最初并未立即被采纳，彼时，中医虽未被全面否定，却常因“缺乏科学依据”而被边缘化，尤其在高规格的医疗照护中，使用传统草药，总免不了引发争议，然而眼见西医方案成效甚微，众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条古老的路径。   刘惠民接到请求后，并未立即启程，他提出三个前提条件，若无法满足，他宁愿不出诊，这番表态在当时颇显突兀，毕竟对象是国家领袖，任何一丝差错都可能引发政治与舆论风波，可细究其三条要求，却不难看到老中医的谨慎与专业精神，他所要求的，不过是药材必须亲自选择、煎药过程全程把控、服药环节确保无中断或污染，这些看似繁琐的步骤，实则是千百年来中医制药与用药的基本规范，只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这种手工化、经验化的流程早已不被重视。   最终，刘惠民的条件获得批准，由舒同的夫人陪同，他亲自前往药铺抓药，选药过程中，他对每味药材的产地、年份、质地都逐一审查，甚至对炮制方式提出具体要求，他坚持认为，药效之好坏，往往不在方子本身，而在于药材品质与配伍火候，煎药时，他坚持使用传统砂锅，采用文火慢熬、分次取汁的古法操作，整个过程持续两个多小时，期间寸步不离，确保火候得当、药性充分释放，服药环节也一丝不苟，熬好的药由舒夫人亲手端至主席处，确认无误方可服下，这一连串操作虽显繁复，却也从根本上保障了疗效的纯净与安全。   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剂药服下当晚，毛主席便安然入睡，连续多日未曾有过的睡眠质量令人欣喜，次日，咳嗽明显减轻，精神状态亦有好转，连服几剂后，症状基本消退，体力恢复迅速，这一疗效之迅速、效果之显著，令一众西医专家始料未及，也使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医的价值。   毛主席本人对这次疗愈过程极为关注，他不仅详细询问药方构成，还对其中几味药材的作用产生浓厚兴趣，据记载，刘惠民在解释药理时特别提及“酸枣仁”这味药，其生用可提神、炒熟则安神，正是主席夜不能寐的重要调理药材，这种细致入微、因人制方的中医思维方式，令主席十分赞赏，他认为，中医并非迷信之术，而是历经千年实践总结出的经验之学，其对人体整体状态的把握、对寒热虚实的辨证分析，远非单一对抗病原的西医模式所能概括。   此次亲身经历也促使毛主席在中医问题上的立场发生转变，他不再只是口头上肯定传统医学，而是开始在政策层面明确提出“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思路，他指出，中医在中国延续数千年，服务亿万百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绝不能因一时的科学流行或学术偏见而被弃之不顾，更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推动其与现代医学互补，挖掘其真正潜力。   此后，在主席的多次讲话和批示中，中医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国家层面迅速做出反应，恢复中医教育体系，成立中医研究机构，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探索，一时间，原本濒于边缘的中医行业迎来转机，众多老中医重新走上讲台与诊所，原本即将失传的古方古法得以抢救与传承，中医成为国家医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逐渐走出国门，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毛主席后来曾说，中医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它不仅仅是一套治病救人的技术体系，更是一种浸润了东方哲学的整体思维方式，它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平衡，重视个体差异与自然节律，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其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