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这方面,最先解决的不应是南海,也不应是藏南,更不应是台湾,而应该是钓鱼岛。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内阁秘密决议将钓鱼岛划入冲绳县管辖,这一动作比条约签订早三个月,为后续争端埋下伏笔。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403年《顺风相送》中,中国航海文献就明确记载了钓鱼岛的方位,明代《筹海图编》更将其纳入福建海防体系。
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钓鱼岛被正式划归台湾府宜兰县管辖,当地渔民在岛上搭建窝棚、刻字留痕的痕迹至今可见。这些历史证据链,构成了中国主权主张的坚实基础。
真正让钓鱼岛成为焦点的是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变动。1945年《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日本归还所有侵占的中国领土,但冷战期间美国为构建第一岛链,于1972年将钓鱼岛行政权移交日本。
这一举动直接激化了中日矛盾,也让钓鱼岛从历史遗留问题转变为现实争端。日本右翼势力多次组织登岛活动,2012年“国有化”闹剧更是将冲突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海警船自2012年起实现常态化巡航,2024年巡航天数达355天,几乎全年无休,这种“切香肠”式的管控策略,正在逐步改变东海力量对比。
从战略价值看,钓鱼岛堪称东海的“不沉航母”。其周边海域蕴藏着约800亿桶石油和大量天然气资源,仅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就达30-70亿吨。
更关键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控制钓鱼岛意味着可获得17.4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这相当于半个浙江省的海域面积。该岛地处台湾与冲绳之间,是第一岛链的薄弱环节,若能实现实际控制,中国海军将突破西太平洋的战略封锁,为远洋作战提供重要支点。
现实操作层面,钓鱼岛争端具备独特的解决条件。与南海诸岛面临多国争端不同,钓鱼岛争议方仅为中日两国,且中国拥有压倒性历史法理优势。藏南地区虽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但受制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屏障,军事行动成本高昂;台湾问题则涉及内政与外部干涉的复杂交织。
相比之下,钓鱼岛距离中国大陆仅190公里,中国海警船从浙江舟山出发,6小时内即可抵达相关海域,这种地理优势为常态化管控提供了可能。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策略演变颇具智慧。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提出“搁置争议,留给后代解决”,邓小平更直言“放20年、30年也没关系”。
这种战略定力源于对国家发展阶段的清醒认知——当时中国急需打破外交孤立,与日本改善关系对改革开放至关重要。但随着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海军装备加速更新换代,055型驱逐舰、山东舰航母编队相继服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底气显著增强。2013年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2020年《海警法》赋予海警执法权,这些举措都在为最终解决争端铺路。
当前,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形成微妙平衡:日本通过每周三次的巡逻维持存在感,中国则以海警船常态化巡航巩固实际控制。这种“斗而不破”的局面背后,是双方对力量对比的精准判断。
随着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即将服役,076型两栖攻击舰下水,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的列装,这种平衡正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不仅关乎3.91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属,更是中国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的关键一跃。当中国海军能够自由巡航钓鱼岛周边海域,当东海油气田开发不再受外部干扰,当第一岛链真正成为“纸老虎”,中国的海洋强国梦才算是迈出了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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