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有关部门赶来哈军工，告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让你的妻子放弃苏联国籍，二是你转到地方高校任职，”对此，爱妻心切的唐铎少将回答：“我接受第二条意见，”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年秋天，哈尔滨的风吹得比往年更紧，天刚转凉，唐铎就收到一份特殊的通知，文件很短，落款是他熟悉的红色公章，字眼并不复杂，却像用冷铁铸成，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通知上要求他做出选择，不是技术方案，不是战机参数，而是一道关乎他与妻子命运的决定，要么让盖妮娜放弃苏联国籍，要么离开他深耕多年的军事航空岗位，这不是一场讨论，也不是建议，而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唐铎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向来决绝，做事干脆，但这次，他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白杨树的枝叶在风中来回摆动，像是内心的某种挣扎被外化了出来，他望着书架上一摞摞厚重的航天资料，指尖摩挲着一本熟悉的笔记本，那是他在苏联时记录飞行数据用的，纸页已经泛黄，边角卷起，像他经历过的岁月一样，不再平整，却依然真实。   二十八年的异国岁月早已镌刻在骨血里，唐铎不是一个容易眷恋过去的人，可那段漂泊的时光却塑造了他，他曾在苏联的飞行学校熬夜画图，一笔一划地描摹着理想的飞行路径，也曾在战地医院的走廊里处理伤员留下的油污和血迹，他在那里拿过勋章，也在那里遇见了盖妮娜。   她不是军人，也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在文书岗位上的打字员，可唐铎记得她在食堂排队时认真数着卢布的模样，也记得她提着一篮洋葱走在利比茨克雪地上时鞋子上沾着的泥，他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连蛋糕都是用罐头拼出来的，可那天他记得盖妮娜笑得像秋天的阳光，不炽热，却暖得让人不舍得移开目光。   1953年回国那年，唐铎带着妻儿、带着荣誉、也带着一腔报国热情，哈军工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他担任空军工程系主任，从设备调试到课程安排，事事亲力亲为，冬天的晨跑他不缺席，即使零下三十度，也会脱下外套陪学生们跑完操场，他说身体是搞科研的本钱，说归说，其实是怕学生偷懒。   盖妮娜随他一道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她的中文磕磕绊绊，常把“米”说成“蜜”，把“土豆”叫成“地苹果”，惹得邻居孩子笑个不停，可她并不生气，还一边笑一边记下来，她没有工作编制，却成了大院里的“活字典”，有人收到了俄文信件，就来找她帮忙翻译；孩子们想学几个俄语单词，也都跑去她家门口敲门。   生活并不容易，粮票紧张的时候，唐铎总是默默把多余的票塞到食堂窗口，从不声张，他知道妻子带孩子吃饭常常不够，便自己少吃一顿，悄悄补上，他从不认为这是什么牺牲，只觉得这是日子本来的模样。   可现实并不总是讲情面，中苏关系变化后，盖妮娜的苏联身份变得敏感，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外籍成了一个沉重的词，她没有做错什么，却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多方的审视，唐铎知道，如果要继续留在哈军工，他必须让妻子放弃那本护照，可那不仅仅是一张证件，那里有她的童年，有她的亲人，有她的根。   唐铎没有犹豫太久，他向组织提交了转业申请，当时正值毕业季，三百多名学生等着他的课程设计指导，风洞实验也刚刚进入关键阶段，他的离开让不少人措手不及，可他知道，这不是可以权衡的事，有些选择，是必须用整个人生去承担的。   调令很快下来，辽宁大学成了他新的工作单位，他换了制服，换了办公楼，却没有换掉对航空的热情，讲课依旧用俄语教材，推导公式时依旧一丝不苟，学生们说他像从战场上下来的教授，讲起空气动力学比谁都生动。   盖妮娜也跟着他去了沈阳，她不再是军工大院里那个“苏联太太”，而成了邻里口中“会做酸黄瓜的洋媳妇”，她学着做中国菜，也教邻居做红菜汤，她在菜市场学会讨价还价，在公交车上学会为老人让座，她不再是异乡人，她成了这个城市的家人。   文化大革命来临时，风暴席卷而来，唐铎被打成“特嫌”，被迫下放农场，盖妮娜也受到牵连，有人劝她划清界限，她没有答应，她不怕吃苦，只怕失去那个曾在战地为她挡下瓦砾的男人，她用眉笔写信，用旧报纸包烤焦的列巴寄去干校，她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只知道家是两个人一起守的。   1978年，唐铎恢复了军籍，也恢复了讲台上的位置，他已经年近七十，却依然坚持亲自授课，他说知识不能靠传话，必须靠传心，他穿上那套旧军装时，胸前别着的勋章已不再闪亮，衣服也磨出了毛边，可讲台上的他，依旧目光坚定，声音洪亮。   信息来源：湖南日报——唐铎：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党史博采——唐铎：拥有七枚苏联勋章却没有中国勋章的“特殊”开国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