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儿子任远远去世后，家人瞒着陈琮英，她至死不知儿子已离世 “1999年初冬的一天，陈琮英拉着女儿任远志的手低声问：‘远远怎么又没写信？’”屋外北风呜咽，老人眼中却只有对儿子的牵挂。任远志强撑笑容：“妈，他在国外忙科研，信件慢。”这句安慰，已重复了四年。 回看这段刻意维系的谎言，还得从任家1960年代搬离中南海说起。那时，任远远刚二十出头，沉稳寡言，却把母亲的生活打点得井井有条。邻居记得，每到傍晚，院里准会出现同一幕：远远推着茶几，小心放上热牛奶，再递给母亲最新一期《人民日报》。有人调侃：“远远像时钟，一刻不差。”陈琮英笑而不语，心里踏实得很。 远远对工程技术痴迷。70年代，他参与军工配套灯具项目，自学晶体管原理，为母亲改装了一盏可控硅台灯。灯亮那刻，老人抚着儿子的肩说：“你爸若在，一准拍手。”简单一句，包含了母子二人对早逝亲人的共同怀念。 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年仅46岁。新中国刚诞生11个月，最高领导层里最年轻的一位书记倒在病榻，政坛震动，家中更是天塌。陈琮英当场昏厥，醒来扶住床沿，第一句话是：“孩子们可怎么办？”中央很快安排住房、生活补贴，还特批两名医护轮班照料。但实际支撑陈琮英挺过丧夫之痛的，是那个才十岁的男孩——任远远。 那年秋后，胡杨叶黄。小远远给母亲泡了一杯糖水，笨拙地哄她吃下一小碗面。他说：“爸交给我保护你。”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人生信条。成年后的远远行事低调，仕途从未声张；提起父亲，只说“职责所在”，却把全部柔情留给母亲。 转眼进入90年代，陈琮英已年逾九十。她的世界越来越小，一盏灯、一把躺椅、一摞旧信足以度日。远远每天下班必来，她听得见熟悉的脚步声，便安心闭眼小憩。1995年春天，这道脚步声突然断了。远远因长期吸烟，再加多次化学品实验损伤，诊断为肺癌晚期。医院会诊结果悲观，最快两个月、最慢半年。任远志签下病情知情同意书时，笔尖抖到无法写全名。 远远弥留那夜，医护清场，只让姐姐进入病房。灯光淡黄，他气息微弱：“别告诉妈，她受不了。”任远志含泪点头。清晨六点，心电监护成一直线。按照兄妹事先约定，消息对外发布极其克制：仅在亲属圈内口头通报。随后火化、骨灰存放，一切静默完成。 难题随即摆在面前：如何骗过一个警觉的革命老人？家人商定以“出国访问、延长逗留”为理由。远远的房间保持原样，桌上时常换放最新专业杂志，枕边还留一只老式BP机，仿佛主人随时会推门回来。为了让谎言看上去更真，任远志定期伪造海外明信片，每张都有当地邮戳：蒙特利尔、慕尼黑、硅谷……母亲见到陌生城市的名字常好奇地念几遍，然后让女儿放进抽屉，笑道：“远远长见识，我也跟着见世面。” 瞒骗伴随的还有极度紧张。一次，远远生前同学来访，门口正巧碰见陈琮英。老同学脱口而出：“远远……”声音戛然而止。任远志眼疾手快，把客人拉进走廊，苦笑示意对方配合。那位同学愣了几秒，心领神会，改口询问远远“近来科研是否顺利”，硬生生把话题圆了回来。事后他感叹，这大概是人生最难的即兴表演。 母亲并非毫无察觉。1998年盛夏，她忽然问：“远远信里用的句式像你写的。”任远志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解释国外流行电子邮件，少写手稿，所以看着有变化。老人半信半疑，却没再深究。或许血缘直觉告诉她事情不对，却更不愿揭开。 2003年3月27日清晨，北京乍暖还寒。陈琮英在睡梦中安静离世，享年97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床头抽屉里整齐码着30多封“海外来信”，最上面一张空白明信片背面写着歪斜两行字——“远远，回来告诉妈妈苏联油印机的故事。”字迹迟缓颤抖，却仍带着期盼。很多年后，任远志向友人提起此事，声音沙哑：“如果母亲知道实情，她会在想念和自责中熬不过几天。”这句朴素的判断，也是他们坚持七年谎言的终极理由。 任家长辈留下的革命精神，子女们一刻未忘；而在亲情面前，他们选择了避免再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有人质疑隐瞒是否违背孝道，任远志不辩，只在心里对父亲母亲各道一句歉。历史书页里，任弼时停格在1949年的忙碌身影；而现实里，他的夫人带着对子女的牵挂走完人生。至于那份未能说出口的真相，或许已经随着烽烟岁月被悄悄掩埋，但任家后人对家国、对亲人的责任，却在平凡日子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