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女子经营烟酒店3年3个月时，房东突然说他的司机想干，让女子转让出来。经商议女子连店带货17万转出。司机与她签了转让合同，当时支付了10万，欠7万尾款。可一年多了，尾款未收回，可司机说他已不经营，是房东女儿经营，让去店里找他们。可店主却说不认识她，女子联系房东，被房东一顿臭骂，女子傻了，这钱到底谁来还啊？ 在河南某地，经营烟酒店的张艳女士，辛辛苦苦干了三年零三个月，刚把小店经营得有些起色，却被房东告知他的司机小石看中了这个店面，想接手经营，希望张艳能把店转让出来。 尽管张艳心里百般不愿，但考虑到店面是房东的，而且租约临近三年一续签的关键时期，若房东不续约，她也无法继续经营。 反复权衡下张艳只能同意转让。双方经过协商，最终谈定了价格：连带着店里的所有货物一起，总共作价17万元人民币。 第二天司机小石与张艳签订了正式的转让合同。 合同签订后，小石当时就支付了10万元现金给张艳，对于剩余的7万元，他亲笔写下一张欠条交给张艳保管，并且口头承诺，这笔尾款他会尽快想办法筹集，一定尽早归还。 时间一天天、一月月过去，从签合同那天算起，已经超过了一年光景。 眨眼到了2025年，张艳手上那张7万元的欠条，依然没能换成真金白银。 张艳心中焦急万分，多次试图联系小石催款。 但小石在电话里的说法始终不变：他现在早就不是店主了，店面现在是房东的女儿在实际经营打理。他让张艳直接去店里找现在的经营人解决问题。 无奈之下，张艳来到了她曾经经营的烟酒店。在店里她一眼就认出柜台后面的人是房东的女婿。 她清楚地记得，当年房东的女儿举行婚礼时，她还作为租客随礼参加过酒席。 当张艳说明来意，向这位女婿询问7万元尾款的事情时，对方的态度却十分冷淡，甚至有些排斥。 他矢口否认认识张艳本人，更坚决地表示，他和之前所谓的欠款“没有任何牵扯关系”。 这位现任店主反复强调，他是直接从房东本人那里或者物业公司盘下的这个店，至于小石和之前租客的那些事情，他一概不知情，也和他完全没关系。 张艳据理力争，说自己参加了房东女儿的婚礼，怎么可能不认识？但店主反问张艳是否知道他的具体名字？是否知道他女儿多大？结婚几年了？ 张艳一时语塞，只说是知道他是房东女婿。店主便断定张艳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找茬要钱。 此路不通，张艳感到十分憋屈和困惑。她又想到房东肯定清楚这其中的缘由。 抱着一线希望，她拨通了房东的电话。电话刚刚接通，还没来得及详细说明情况，房东就在电话那头爆发了，情绪异常激动。 带着责骂的语气质问张艳：“他（指小石）接手店子是他的事，你来找我做什么？” 张艳试图解释，说是小石告诉她现在店是她女儿在经营。 这一下更点着了房东的怒火，他连声呵斥张艳“别在这里胡说八道”，再次重申此事与他无关，直接挂断了电话。 张艳被三方像皮球一样推来推去：小石让她找房东女儿（女婿），房东女儿女婿让她找小石，房东本人又激烈地推开一切责任。 这让张艳倍感无助和迷茫。面对困局，她最终决定寻求外部帮助，请来记者进行调解。 记者认真查看了当时小石签字的那份转让合同和7万元欠条，确认了债权的合法性，尝试联系小石。 在记者的介入沟通下，小石最后表示，自己的腿伤不便行动，等他能出门了，会去找房东当面沟通此事，争取尽快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核心法律关系其实相当明确。司机小石与张艳女士之间签订的转让合同以及那张白纸黑字的欠条，是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 法律的基本规则是“签了字就要认账”，这份合同只约束当初参与签字的当事人，也就是张艳和司机小石双方。 小石写下欠条，就意味着他承担了支付这7万元尾款的直接责任。这种约定具有法律强制力，他必须履行还款义务。 至于后来房东的女儿女婿接手经营店铺，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 法律规定，如果小石想把欠张艳的这笔钱“转移”给接店的人去承担，那必须首先和张艳本人达成正式的书面合意，也就是要张艳本人点头同意。 张艳没有同意过这种债务转移。而房东的女儿女婿当初并没有在这份关于7万欠款的合同或欠条上留下任何签字确认。 只要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这笔旧债，或者张艳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和房东一家曾明确承诺会替小石还钱，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这笔债务就不可能自动转嫁到他们身上。 希望张艳能够坚定信心，依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早日取回属于她的劳动所得。这也启示我们，诚信守诺是做人之本，为商之道，整个社会的公平交易秩序，需要每一个参与者的敬畏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