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钱壮飞在长征途中，神秘地失踪在乌江岸边，成为党史上的一桩“谜案”，组织苦苦寻找50年仍下落不明！直到1986年，金沙县考证查出真因，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1931年4月的一个周六晚上，南京。当时，钱壮飞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主任秘书。这相当于打入了敌人情报系统的心脏，他顶头上司徐恩曾的机密文件，都得经过他的手。 那天晚上，徐恩曾去上海花天酒地了，钱壮飞一个人值班。突然，武汉那边发来六封绝密电报。搁平时，这种电报只有徐恩曾本人能看。但那天钱壮飞凭着职业的敏感，就觉得不对劲。他悄悄地把电报破译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魂飞魄散。电报的内容是：我党负责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了！ 顾顺章知道我党在上海所有核心机关的地址，所有领导人的住处，甚至包括周恩来、邓颖超这些领导的家庭住址。更要命的是，顾顺章还撂下狠话，说要等见到蒋介石再全盘托出，并且要求用军舰把他送到南京。 这中间，只有宝贵的几天时间差。 整个中央的安危，就压在钱壮飞一个人身上。他不能打电话，不能发电报，任何一点异常都可能暴露。他冷静地把情报记下，然后把电报恢复原样，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自己的女婿，也是我们潜伏的同志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去上海报信。 第二件事，他从容不迫地安排家人撤离，自己则在第二天早上，像没事人一样，把电报亲手交给刚从上海回来的徐恩曾，然后才悄然离开南京。 等国民党的特务按照顾顺章提供的情报去抓人时，上海的中央机关早已人去楼空。就因为钱壮飞这关键一夜的力挽狂澜，我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周恩来后来多次感慨：“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恐怕早就不在了。” 就是这样一位心思缜密、能力超群的英雄，怎么就会在长征路上，离奇地失踪了呢？ 1935年春天的钱壮飞，早已告别了上海的十里洋场，跟随中央红军走在漫漫长征路上。他不再是西装革履的“徐秘书”，而是一名满面风霜的红军干部。他的任务依然重要，在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和敌工工作，还要破译敌人的电报。 大部队行至贵州，准备再次渡过乌江天险。当时的情况，那叫一个乱。天上是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扫射，地上是敌军的围追堵截。部队为了摆脱敌人，常常需要急行军，昼夜不停。 就在渡江前夕，钱壮飞所在的中央干部团第二梯队，在贵州金沙县后山乡一带遭到敌机轰炸。部队被冲散了，大家四散隐蔽。等飞机飞走，大家重新集结时，却发现：钱壮飞不见了。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他去哪了？当时战友们的猜测五花八门。 有人说，他可能是去解手的时候，掉队了，被后面的敌人抓住了。 有人说，他会不会是被敌机炸弹的冲击波震晕，滚下了某个山崖？ 还有人说，乌江水流那么急，会不会是不小心失足落水了？ 这些都只是猜测。在那种分秒必争的战争环境里，大部队不可能停下来进行大规模的搜寻。找人的任务，只能留给未来。 这一留，就是半个世纪。 这50年里，组织上从未放弃。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都多次过问钱壮飞的下落。他的女儿，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黎莉莉，和他的儿子钱江，更是用尽一生去打探父亲的消息。他们多么希望，父亲只是被冲散了，流落到了某个偏僻的角落，还活在人世。 1986年，贵州省金沙县的党史工作者们，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彻底查清钱壮飞烈士的牺牲经过。 调查组的同志们，拿着钱壮飞唯一的照片，在当年红军经过的路线上一遍遍地走访。他们翻山越岭，饿了就啃干粮，渴了就喝山泉水。终于，在后山乡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找到了关键的线索。 一位叫周山培的老人，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他回忆说，1935年红军路过他们村子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时敌机来轰炸，他跟着大人们躲进了山里。等飞机走了，他和父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叫“鸽子笼”的地方，发现了一位牺牲的红军。 老人的描述非常清晰：“那个人趴在岩坎下面的竹林里，穿的是灰布军装，看着像个干部。身上没得好大的伤，就是在脑门上有一点擦伤，还在流血。我们看他身上，有一个小本本，一支笔，还有一个小手枪，和一些银元。” 周山培的父亲不忍心看红军的遗体被野兽糟蹋，就和乡亲们一起，用油桐树皮把遗体包好，就地安葬了。 这个描述，和钱壮飞的身份、特征以及失踪地点，高度吻合！“像个干部”，符合他总政治部干部的身份；小本本和笔，是他工作的必需品；小手枪，是他的防身武器。 随后，调查组又找到了更多的旁证。当地另一位老人也回忆，曾看到过一个掉队的红军，被敌机追着扫射，往那片竹林的方向跑去了。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 钱壮飞，这位曾在大上海的刀光剑影中游刃有余的王牌特工，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没有倒在与特务的枪战中。他是在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敌机轰炸中，与部队失散。 他可能是在躲避轰炸时受了伤，也可能是在追赶部队的途中，因为伤病、饥饿和疲惫，最终孤独地倒在了乌江岸边的竹林里，再也没能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