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毛主席问高碧岑：“中国北临苏联，南临印度，东临日本，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攻击中国，我们怎么办？”   1969年的中国，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十字路口，那一年，世界的风吹向中国的每一个边界线，也吹进了北京中南海的一间小屋，表面上看，国内还算平静，但谁都知道，外部的压力已逼近极限。   北方的苏联正调动重兵沿边境部署，珍宝岛上的枪声刚刚停歇，可苏军的战斗姿态却愈发强硬，从黑龙江到新疆，边境线上到处是铁甲车队和密集的军营，甚至还有能挂载核弹的轰炸机盘旋在天边，这不是普通的军演，而是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高烈度战争的前奏，苏联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盟友看待，而是一个必须压制的对手。   南边的印度虽然没有立即的战争动作，但边界问题一直悬着，自从1962年那场中印战争结束后，印度并没有放弃它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企图，甚至在克什米尔、锡金等地不断加强军事存在，更令人担忧的是，印度在1969年与苏联签署了一份合作条约，表面上是和平友好，实则意味着在对华政策上，印度正在向苏联靠拢。   东边的问题则更为复杂，日本没有直接与中国发生过冲突，但它背后的美国却是极强的存在，美军在日本设置了多个军事基地，从横须贺到冲绳，这些港口和机场几乎可以在数小时内转为攻击平台，而在台湾，美国依然支持蒋介石政权，持续鼓励其“反攻大陆”的梦想，美军的力量、台海的紧张、日本的战略位置……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东线变得难以安心。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这个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中国当时正支援北越对抗美国，双方虽然没有正面战争，但实际上已经处在敌对状态，中美之间几乎没有外交往来，连最基本的沟通渠道都被切断，中国仿佛被包围在一个巨大的外交孤岛里，四面八方都是威胁。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没有选择退缩，也没有简单地等待突发事件的来临，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布局一个庞大的后备计划，这就是“三线建设”——将重要工业体系、科研单位和军事设施，从东部沿海迁往西南和中部的山区，那些地方地势险要，山多洞深，是天然的屏障，许多工厂干脆建在岩洞里，火车直接驶入山体中的车间，工人和技术员们带着全家迁往深山之中，条件艰苦，但他们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搬迁，而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放松对核战略的投入，从1964年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到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再到1969年具备初步核打击能力，这一过程虽然艰难，却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时的核武数量虽不算多，运输能力也有限，但在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最低限度威慑”的效果，也就是说，即使敌人拥有更强的核力量，中国也有能力进行反击，让对方为攻击付出沉重代价。   在军事准备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战略讨论，当年，在中南海的武成殿，一个由几位元帅组成的小班子悄然成立，他们没有宣传，也没有声张，只是日复一日地阅读情报、分析局势、推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战争场景，他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威胁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这个判断一出，意味着中国要重新评估自己的外交方向。   尽管中美之间关系冰冷，但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远比中美之间的更为深刻，两国都在冷战中争夺全球影响力，谁都不想让对方做大，而中国，恰好夹在这两者之间，如果能适时与美国改善关系，那么就可能打破苏联对中国的压力。   这一战略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60年代初期，中国就已经开始尝试与一些中立国家建立联系，比如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到了1969年，中国悄悄恢复了与美国在波兰华沙的“外交接触窗口”，虽然这些会谈没有立刻带来成果，但它们为后来的突破埋下了伏笔。   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出现在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运动员之间的一次友好互动，意外掀起了中美正式接触的序幕，随后，美国派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商讨恢复两国关系的可能，这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布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   这次访问极具历史意义，在短短几天内，中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对于中国来说，这不仅仅是外交上的一次成功，更是战略上的一次巨大胜利，苏联原本在中国边境上的军事部署开始悄然收缩，原本紧绷的战争弦也得以稍稍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