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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对宋任穷道:副书记排名是中央定的,宋怒:是显大方的时候吗?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

贺龙对宋任穷道:副书记排名是中央定的,宋怒:是显大方的时候吗?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对自己,对革命的同志,都有很清楚的定位和认知,对于自己要做的工作和任务,也看得很清楚,大家一起分工协作,同心努力,才取得了今天这么好的成果。[666]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的昆明春意盎然,新成立的西南局办公大楼里却发生了一场意外争论。邓小平刚宣布完人事安排,宋任穷就拉着贺龙走到一旁,这个第一副书记真当不了! 贺龙愣了一下,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战友向来沉稳,今天怎么这么着急?宋任穷指着名单继续说:“张际春是红军老政治部主任,李井泉抗战时独当一面,论资历论能力都比我强,我排第一不合适。” 贺龙放下手中的茶杯,语气严肃起来。作为军人出身的他,最讲究的就是服从组织决定。但宋任穷却更急了,声音都有些发颤:“现在不是讲面子的时候,西南几千万老百姓等着我们把工作干好!” 这场争论的背后,是两个老革命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贺龙性格豪爽直率,认定的事情绝不含糊;宋任穷则更注重实际效果,哪怕得罪人也要把事情做对。 1931年在瑞金,红军缴获了一批银元,当时还是连指导员的他非要每个战士签字领取,多一个子儿都要退回,少一个都得补上。战友们都说他“婆婆妈妈”,但他就是不松口,纪律问题,马虎不得。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冀南军区政委的宋任穷更是出了名的“死认真”。他创了个“战果三核实”的规矩:歼敌数字必须部队报、政府查、老百姓认,三方对得上才算数。 邓小平听说这事后,专门把两人叫到办公室谈话。经过一番商量,西南局最终向中央打了报告,请求调整副书记排序。周恩来亲自批复同意,张际春改任第一副书记,宋任穷退居第二。 这个调整看起来是宋任穷“吃了亏”,实际效果却出人意料。张际春精通农村工作,主抓土地改革;李井泉搞过地方建设,负责经济恢复;宋任穷军事素养过硬,专门对付土匪武装。三个人各展所长,配合得天衣无缝。 仅仅两年时间,西南地区就基本肃清了匪患,完成了98%农业区的土改任务。连毛泽东都夸奖西南的工作搞得好,班子配得巧。 1951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讨论派谁去搞工业建设时,大家都推荐宋任穷,因为他在华北时抓过军工生产。 但宋任穷却主动要求去条件最苦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年轻同志有文化基础,应该让他们去学工业技术,我去山区更合适。” 这种选择,反映的正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品格: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考虑工作需要。在他们眼里,职务高低不重要,把事情办好才是硬道理。 昆明西南局旧址现在已经成了纪念馆,墙上还挂着当年的会议记录。那些泛黄的纸页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朴素道理: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信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邓小平年谱》 《宋任穷传》 《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