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迎来解放之际，一位军统少将偶遇昔日的地下党员，当即冲上前紧紧拽住对方："冉益智，你这个无耻叛徒，跟我去公安局投案！" 【消息源自：重庆市档案馆解密档案《1949-1951年重庆肃特工作纪实》；《红岩春秋》杂志2023年第3期专题《黎明前的背叛》】 1950年1月的重庆朝天门码头，寒风吹得电线杆上的标语哗哗作响。李修凯把棉袄领子竖起来，呵出的白气在眼镜片上结了一层霜。这个前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此刻正揣着重庆市公安局的工作证，在登记处门口核对名单。忽然，他手指一颤——表格上"冉益智"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同志，您脸色不太好？"旁边的小公安递来搪瓷缸。李修凯摆摆手，热水洒在登记表上，恰好晕开了那个名字。三个月前，他还是保密局西南区的李科长，现在却要亲手揪出曾经的"同事"。这戏剧性的转变，得从1948年那个梅雨季节说起。 那年4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副书记刘国定被捕。在罗汉寺街的刑讯室里，特务们把蘸了盐水的皮鞭甩得啪啪响。"老冉，你说巧不巧？"当时的审讯组长徐远举把烟圈吐在冉益智脸上，"你们刘书记的供词里，可提到个管学运的'老张'......"冉益智的衬衣瞬间被冷汗浸透，他当然知道这个代号属于谁——正是他自己。 "徐组长，我家里还有八十老母......"冉益智的膝盖磕在青砖地上咚咚响。三天后，江竹筠、李青林等二十多名党员相继被捕。这个曾在地主家庭养尊处优的叛徒，为表忠心甚至主动献计："江姐最疼她儿子，拿孩子要挟准成！" 重庆解放那天，冉益智把中校制服塞进灶膛。看着火焰吞没青天白日帽徽，他盘算着新主意——军管会的《告旧职人员书》明明白白写着："凡自动坦白者，酌情宽大"。他对着镜子练习诚恳的表情，连抬头纹里都挤满悔恨："同志，我是被胁迫的脱险人员啊......" 但冉益智没想到，登记处走廊的转角处，李修凯正翻着泛黄的档案。当两人在1950年2月3日迎面撞上时，空气突然凝固。"李...李科长？""冉书记，别来无恙？"李修凯的钢笔尖点在登记表某栏："这儿要填真实历史问题，您1948年6月的事......" 公审大会那天，歌乐山飘着冻雨。当审判长念到"冉益智出卖同志三十余人"时，台下响起此起彼伏的啜泣。有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突然冲上台，把鸡蛋大的鹅卵石砸向被告席——她姐姐李青林被活埋时，口袋里还揣着没编完的竹蜻蜓。 1951年2月5日清晨，刑场上的薄雾还没散尽。法警给冉益智递最后支烟时，这个曾风度翩翩的叛徒突然嚎啕大哭："我交代！我还知道三个保密局......"枪声打断了他的话。二十米外，李修凯默默摘下眼镜擦拭。雾霭中，解放碑上的五角星正泛起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