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河北唐山的田野里，当解放军战士们撬开变形的舱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满舱的银元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一摞一摞堆得像小山似的，战士们粗略一算，乖乖，起码得有4吨重！" 【消息源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登记档案（1949-1950）》；杨宝庆晚年口述回忆录（未刊稿）】 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夜空中格外刺耳，杨宝庆的双手紧握着C-46运输机的操纵杆，手心里全是汗。机舱里装着4.6吨银元，这些国民党政府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血汗钱，现在正被他这个"叛徒"带往解放区。仪表盘上的油量指示灯已经开始报警，他扭头看了眼副驾驶——那个年轻的国民党军官正紧张地翻看地图，完全没注意到飞机已经偏离了既定航线。 "长官，我们是不是飞错方向了？"副驾驶突然抬头，声音有些发抖。 杨宝庆没有立即回答。三天前那个雨夜又浮现在眼前：妻子和五岁的儿子被持枪的宪兵押上开往基隆的轮船，妻子哭喊着"宝庆救我"的声音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国民党为了控制飞行员，把所有飞行员的家属都当成了人质。 "气象报告有误，遇到强气流了。"杨宝庆撒了个谎，顺手调整了下氧气面罩。其实他早就计划好了，从西安起飞后故意多绕了几个弯，现在燃油刚好够飞到解放区。这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了整整三个月——自从上个月亲眼看见后勤处长把前线将士的冬衣倒卖给黑市商人之后。 飞机突然剧烈颠簸起来，仪表盘上的指针疯狂摆动。"见鬼！"副驾驶惊呼一声，死死抓住座椅扶手。杨宝庆知道这是解放区外围的高射炮在警告射击，他立即打开无线电，用事先约定的频率呼叫："我是海鸥，请求降落！重复，我是海鸥！" 地面很快传来回应，带着浓重河北口音："海鸥同志，欢迎回家！请保持高度1500，跑道已清空。"副驾驶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猛地掏出手枪对准杨宝庆："你他妈是共匪？！" "把枪放下，小陈。"杨宝庆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你老家不是苏北的吗？你爹去年饿死的时候，国民党在干什么？"这句话像戳破了气球，副驾驶的手慢慢垂了下来，枪"啪嗒"掉在驾驶舱地板上。 当飞机轮子接触解放区简易跑道的那一刻，杨宝庆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妻子时的场景。那是1945年的南京，刚打完抗战，满城都是欢庆的人群。现在，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个中国人了。 跑道尽头，十几个穿着土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举着火把跑来。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干部，他爬上机翼，透过舷窗激动地喊着什么。杨宝庆这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把飞行服前襟打湿了一大片。他抹了把脸，打开舱门，华北平原凛冽的寒风混着柴油味扑面而来。 "杨宝庆同志！"眼镜干部握着他的手直晃，"周副主席特意嘱咐要照顾好你们！"远处，后勤部队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卸货，银元在火把照耀下闪着细碎的光。有个小战士不小心摔了一跤，银元哗啦啦洒了一地，他赶紧手忙脚乱地往筐里捡，嘴里还念叨着"一个都不能少"。 三个月后，在北京南苑机场的机库里，杨宝庆正在给新组建的民航飞行员上课。教室墙上贴着"建设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标语，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讲台的飞机模型上。下课铃响时，通讯员跑来递给他一封信——是妻子从台北辗转香港寄来的，信上说她和孩子已经被地下党同志保护起来了。 杨宝庆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走出机库。跑道上，涂着八一军徽的运输机正在做起飞前的检查。他深吸一口充满航空煤油味的空气，突然笑了。这味道比南京总统府里的腐败气息好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