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被瑞典军官轻视：“听说大使阁下是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耿飚淡淡一笑，说了一句，瑞典军官顿时肃然起敬。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耿飚没有选择回避，也没有用外交辞令绕圈子。他平静地报出了自己曾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履历，这个兵团下辖三个军，兵力约十几万人。 这个数字比当时瑞典全国的常备军总数还要庞大。现场的空气瞬间凝固，刚才还带着几分戏谑的氛围荡然无存。 耿飚随后补充的一句话，更是点睛之笔：“我只是伟大国家的一名普通士兵。”不卑不亢，既彰显了实力，又保持了谦逊。 这一幕为他个人赢得了尊重，也让在场的西方人士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的体量与底气。 这一声回应背后是一位戎马二十余年的战士，向一个陌生世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从湖南醴陵的贫苦少年，到水口山的铅矿童工，再到井冈山的战士，耿飚的人生底色是用硝烟和战火涂抹的。 长征路上他率部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抗日战争中他保卫陕甘宁，将美军观察组安全护送到晋察冀根据地，这段经历也成了周总理后来力排众议，认定他适合搞外交的重要依据。 当调令下达，要他脱下军装换上西装时，这位铁血将军的第一反应是，对外交一窍不通。 主席听闻将军们的顾虑，风趣地开解道：“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 正是带着这份边干边学的决心，耿飚走上了外交岗位，并将战场上求真务实的作风，带到了全新的舞台。 他的真体现在敢于对不合时宜的惯例说不。上世纪50年代，我国代表团出国有个习惯，喜欢赠送主席像章。 耿飚在北欧工作期间敏锐地发现，这种做法在当地并不被理解，人们不敢佩戴，效果适得其反。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直接上书主席和总理，建议停止这种做法，改赠风景画册、折扇等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礼品。 这份建议得到了圈阅同意，并由总理签发全党。这件事虽小，却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的务实精神。 他的真体现在敢于为国家利益讲真话，哪怕这真话逆耳。1969年，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当时，阿尔巴尼亚被誉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国在自身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对其提供了有求必允式的海量援助。 耿飚经过深入调查，痛心地发现这种援助并未换来应有的效果，反而助长了对方的骄傲和依赖。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援助方式的弊端，建议调整策略、量力而行。 这封信最终被采纳，主席更是盛赞他：“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这一声好大使，赞的是勇气，还有那份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 从打开与巴基斯坦的西大门，推动喀喇昆仑公路的修建，到公正处理中巴边境的历史遗留问题，耿飚的外交生涯，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他用行动诠释了，外交并非空中楼阁，它的根基必须深植于对国情的深刻理解、对驻在国的真实洞察，以及对人民利益的绝对忠诚。 晚年，他留给世人一个著名的耿飚之问。当他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庆阳，面对前来诉苦的百姓，他向当地干部讲述了战争年代群众跪地为犯错的战士求情的故事，而后沉痛发问：“现在，如果你们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信息来源：中青网.耿飚：永远的人民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