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20日，西花厅静悄悄的，周恩来总理正在会见外宾，一张不起眼的小纸条突然被递了过来。 他展开一看，整个人僵住了，脸色一下变了，嘴里低声喃喃着：“她走了，龚澎同志走了……”声音哽咽，手指止不住地颤抖。 一直以沉稳著称的周总理，罕见地在外宾面前失了态，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怔住了。 其实，在这天之前，周总理已经隐约感到不安，龚澎这段时间病得厉害，大家都在为她揪心。 龚澎是老资格的外交干部，还是周总理最倚重的人之一，早在抗战期间，两人就已经并肩作战。 龚澎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优渥的教职工作，投身革命，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后来，她奔赴延安，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龚澎被调到重庆红岩村工作，当时的重庆，表面是陪都，实际上是暗潮涌动的漩涡地。 国共两党斗争激烈，国际舆论复杂，处处都是危险，龚澎成了周总理身边的一名外事秘书，负责翻译、联络外国记者，还要处理大量机密文电。 她英语一流，头脑灵活，记忆力惊人，经常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信息。 有一次，国民党特务故意安排一场外国记者招待会，试图给共产党抹黑，周总理让龚澎去应对。 龚澎仔细梳理了所有资料，一口流利的英语，把所有质疑一一击破。 外国记者纷纷点赞，说这是“最专业的回答”，周总理事后拍着桌子笑着说：“有龚澎在，稳当！”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百废待兴，周总理亲自点名，任命龚澎为新闻司司长，主管对外宣传工作。 那时候，外交部还没什么成型的新闻发布制度，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 龚澎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把一整套新闻发布流程建了起来，成了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发言人。 龚澎很拼，外人看她光鲜亮丽，其实压力大得不得了，国际局势变化快，西藏问题、台湾问题、朝鲜战争，每一件都关系到国家脸面。 龚澎白天忙新闻发布，晚上批文件、写通稿，有时候通宵达旦，久而久之，身体每况愈下，1960年代后期，她已经时常胸闷气短，但从来不肯休息。 1970年9月，龚澎的病情急转直下，一次开会，她突然感到头晕目眩，随后倒在办公室里，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是脑动脉血管破裂。 抢救很艰难，最后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周总理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往医院，守在病房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那天夜里，医护人员几次劝他回去休息，周总理只是摇头，低声问：“还能救吗？”可惜，龚澎再也没有醒来，她的生命，在凌晨悄然画上了句号，终年56岁。 回到西花厅，周总理照常参加了当天的重要外事会谈，他把悲痛硬生生压在心里，但当那张纸条送到手中，他再也绷不住了。 这个场面，被现场人员悄悄记录下来，后来被写进了《周恩来年谱》。 其实，周总理对龚澎的感情，远远不只是上下级那么简单，两人在重庆时期共事多年，几乎每天形影不离。 那时候，外事工作极其危险，有时一封信一个失误，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龚澎细心、机警，总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为周总理化解危机。 在重庆，周总理英语不够流利，龚澎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补习，总理虚心请教，龚澎认真指导。 两人经常在小屋子里，灯光下对着稿子推敲词句，龚澎敬重周总理的智慧和气度，周总理也打心底信任龚澎，称她为“无可替代的同志”。 建国初期，外交部人手紧张，外事任务又繁重，龚澎几乎没有周末，全年无休。 她接待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促成了著名著作《大河彼岸》的中文版出版，让更多西方国家了解了中国。 她还多次组织记者发布会，用英文向世界澄清西藏局势的真相，为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国际舆论空间。 可惜，连绵不断的高强度工作，终于拖垮了她的身体，长期高压之下，龚澎的脑血管隐患被激发，病倒在了岗位上。 周总理痛心疾首，曾在内务会上叮嘱身边干部：“以后谁再这样拼命，我决不答应！” 纸条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安排外交部为龚澎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追悼仪式，他亲自起草悼词，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 他在悼词中写道：“龚澎同志，一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国家外交事业，她的离去，是我们事业的重大损失。” 那一天，西花厅的老干部们大多红了眼眶，周总理强忍着悲痛，站在最前排默哀，他面色苍白，眼眶微红，但仍挺直了腰杆。 仪式结束后，他没有回房间休息，而是径直走向办公室，继续处理外交电文。 龚澎走了，但她留下的制度、她带出来的外交新闻体系，却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她用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把自己燃烧成了一座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路。 而周总理，也在那个沉默无声的西花厅夜晚，失去了一位可以无话不谈、并肩作战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