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少有的签名照。民国表字少逵者颇多，照片中“少逵先生”，盖为学者徐兆玮，字少逵，光绪十六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民国国会议员
政府内外交迫，袁世凯再次想到了冯国璋。
他委派阮忠枢南下游说，和段祺瑞一样，冯国璋称病推辞。莫说是冯国璋，等阮忠枢再北上去找张勋，张勋也半步没有离开徐州，老文案阮忠枢也不灵了。更有甚者，冯国璋不但不肯替袁卖命，反而与护国军暗通款曲，这是老袁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更没想到的还在后面。
19日，冯国璋领衔策划的“五将军密电”由直隶将军朱家宝密送到袁氏案前。密电中，冯国璋和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名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罪魁，元首自行辞职。五位将军中，除了冯国璋，其他人都曾在劝进书上签名赞成帝制，现在摇身一变，倒打一耙，没有什么比这更让袁世凯寒心了。
五省地居南北要冲，拥有精兵十余万，若是忠于袁氏，西南护国军几无胜算。遥想癸丑之役，张勋先于冯国璋夺得江苏都督，辫子军攻入南京后，几近屠城，因此引发“南京交涉案”，老袁本就心向冯氏，借机复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调守徐州。从结局来看，这是袁的失误。南京扼守天险，若是张勋督苏，以他的秉性，至少不会像冯氏倒袁那么决绝，有长江这道天然屏障，只要老张还在，袁氏或许不致万劫不复。
历史不能假设，一切皆是天数。袁世凯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并开始尝到背叛的滋味。在剩余不多的日子里，他将接二连三体会到这种滋味，直至刻骨铭心，含恨而去。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令文称：“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25日，他又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义致电独立各省：“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袁下“罪己诏”，态度较为中肯，但也有缓兵之计的想法。护国军也不容易应付，他们认为袁世凯没资格再做总统，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老袁一天不惩处帝制祸首，一天不宣布退位，他们就一天不放下手中的武器。
发须皆白袁项城
4月1日，冯国璋发表通电，再劝袁氏退位。
6日，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12日，浙江独立。
对于袁世凯来说，每个叛变的消息都是一枚重磅炸弹，他只能承受。既然选择玩政治，就注定要与狼共舞，就要勇于接受挑战，并具备应有的素质，无论心理还是身体，哪怕你已是满头华发，哪怕你羸弱的心脏已经不堪重负，政治从来没有怜悯和同情。
16日，冯国璋第三次催袁退位。
一边接洽护国军，一边加紧倒袁，这和袁在洹上的手段竟如此相似。
出来混果然是要还的。四年前，袁世凯逼溥仪退位，现在轮到了他自己。这个刺激让他感到恐慌，也让骑墙派看到袁氏王朝的坍塌。墙倒众人推，投机者不会坐失良机，袁世凯失去攀附价值，他们只能另谋出路。按照马斯洛的说法，自保永远是第一需求。
事已至此，能控制局势的，整个北洋唯段氏一人。
袁撤销帝制当天，再请段祺瑞出山。次日，段出任参谋总长。
袁世凯此时仍是判断失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当前情况已是“非段不可”，正如当年你老袁对清廷的湖广总督不屑一顾一样，小小的参谋总长怎能入老段的眼？因此，段祺瑞既已出山，国务卿徐世昌心神领会，再次请辞。这一次他没有去青岛，而是直接回了河南老家。
22日，段祺瑞接任国务卿，随后兼任陆军总长。事情做到这一步，按理说可以了，但段祺瑞偏不，他要让老袁交出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和军官模范团的军权。这两个护身符要是给了段祺瑞，老袁纵是不死，也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了。和冯国璋相比，老段果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出手足以算得上一个“稳准狠”。
待宰羔羊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袁世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绝望和无奈，他只能答应。
落井下石，釜底抽薪。老袁这两位爱将学习起他的逼宫绝学，真可谓入木三分。
5月8日，段祺瑞撤销政事堂，恢复内阁制。
同日，护国军的中华民国军务院在广东成立。
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赶走袁氏亲信陆建章，陕西独立。
18日，冯国璋联合张勋、倪嗣冲邀集未独立省份到南京开会，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各省代表中，赞成袁氏退位的不在少数，张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冯国璋提出袁大总统之位暂且保留，等新国会召开、袁氏提出辞职，再另选他人。三种意见僵持不下，会议开了四天，到最后也没开出个结果。
段祺瑞罕见签名照（1917年）
会议刚刚结束，总统府上空晴天霹雳。
22日，曾经在老袁面前信誓旦旦“不改帝制，不复入京”的陈宧宣布四川独立，不仅要脱离北京政府，陈宧还特别声明，以个人名义与袁氏一刀两断。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那个“膝行于前，嗅袁之足”、谀媚起来让老袁都感到肉麻的心腹爱将，此时当着全国的面宣布与自己绝交，这一记闷棍落在袁世凯不再硬朗的六旬之躯上，打击效果可想而知。
袁余痛未消，又一把匕首捅了过来。29日，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
危莫危于任疑。都说袁氏“命送二陈汤”，其实陈树藩、陈宧、汤芗铭这三人并非北洋嫡系，真正让他发病的是四川战役中唐天喜的背叛。
唐天喜是袁世凯的临县老乡（袁原配夫人即是沈丘县人），颇有豫剧功底，少时即被袁氏带在身边，为其所喜爱。当初蔡锷起兵云南，唐天喜哭哭啼啼向袁氏效忠，要亲自带兵“上前线去打蔡锷”，以报大总统三十年养育栽培之恩。袁世凯深知唐天喜的特长是唱戏，打仗完全外行，开始还于心不忍，后来只好任他为援湘军副司令，做马继增的副手。老袁感动的泪水还没擦干，唐天喜到了湖南即被赵恒惕以三十万元收买，倒戈反袁，从背后突袭马继增部。袁军大乱，马继增愤恨交加，暴毙军中。唐氏叛变后，老袁时常自言自语“唐天喜叛变了”，精神开始出现异常。
旧伤还在隐隐作痛，新伤又接踵而至，服了一碗“二陈汤”，后院也时常闹得不得清净，动不动有“嫔妃之争”，那个坑爹的大儿子袁克定还扬言要上演“玄武门之变”，杀掉受宠的老二袁克文和老六袁克桓。其时列强步步紧逼，日本隔海虎视，护国军势不可挡，叛变频频传来，宗社党祸乱之心不死，讨袁队伍义旗遍地，大事小事，国事家事，事事都不让人省心，满满一大车稻草压在一个年近六旬的白发老叟身上，袁世凯的身体再也无法承载这样的重荷。本没有什么大病的他，却在四面楚歌中怒急攻心，于短短数日之内轰然倒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