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的话题很广，不过说到的人嘛，就一个，那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比我们提前看了整整五十年呢！”
王震晚年为啥会发出那样的感叹呢，说起来，还跟当时全球发生的一件超级大事儿有关系。
【一】
说起高中历史课，咱们都记得有个事儿叫“东欧剧变”。这事儿在西方，说的就是1989年那会儿，东欧好几个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们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突然间就丢了政权。结果呢，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大变动。
最后，这事儿就以苏联垮台结束了。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它的解体对中国来说，冲击真的是不小。那会儿，咱们看到苏联这个老大哥散了架，心里头那个惊讶啊，真的是没法说。毕竟，苏联曾经是那么强大，它的解体让咱们深刻意识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那么好走的，得时刻警醒，不能放松。对中国而言，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震动，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和警醒。咱们得从中学到教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可不能步了苏联的后尘。
东欧那边出大事后，王震好几天都没啥胃口，老是一个人闷头坐在餐桌前，一声不吭。家里人瞅着他年纪大了，怕这样拖垮了身子，都围上去劝他：
人得吃饭才能活，饭对人来说太重要了！
但王震一直摇头，啥也没说。他这位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将军，这几天心里翻腾得厉害，特别是回想起毛主席生前跟他说过的一些话。
根据王震的助手李慎明的记忆，有那么一回，王震跟他聊起过这么一件事：
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毛主席好几次直接对我说：“王震啊，照这样下去，恐怕会出大乱子，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遭殃啊！”当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觉得主席可能是想给我们提个醒，吓吓我们。但现在回想起来，主席的话真是语重心长，我完全信了。
过了几天，有个杂志社的编辑跑到家里来采访，王震就跟他们说：
现在，残酷的现实已经摆在眼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算夺得了政权，也有可能会失去。毛主席他老人家，看事情比我们透彻得多，至少超前了五十年。
东欧那边发生的大变动，还有苏联的解散，虽然跟西方搞的和平演变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闹的。西方的那些手段可能推波助澜了一下，但关键还是他们自身的问题积重难返。
二战结束后，东欧那边因为有了苏联的帮忙，陆陆续续建起了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是靠苏联支持起来的，所以特别依赖苏联。刚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相处还挺平等的，但日子一长，情况就不一样了。
从1947年起，杜鲁门主义一出来，美苏之间就闹起了冷战。那时候的国际局势很紧张，苏联就加大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不光是政治上，还有经济和军事上都管得很严。这么做就是为了能跟美国带着的西方国家对着干。
苏联硬是把他们的想法塞给东欧各国，不让这些国家自己去找适合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更重要的是，苏联在和东欧国家打交道时，表现出了很强的自私自利，硬是让东欧各国在发展时，都得先考虑苏联的利益。
这样持续下去，让东欧各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矛盾不断升级。
关键问题在于，由于政治和经济体系过于死板，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没能妥善处理好自己的难题。尽管东欧各国都明白要摆脱苏联影响，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但受到苏联的牵制，再加上它们内部存在的腐败现象，所以实际效果并不咋地。
说到八九十年代东欧发生的那些大变动，王震心里挺有感触的。他突然就想起了五十年代初，自己碰上的一个小插曲。
新中国成立那会儿，国家就打算在福建修条出省的铁路。琢磨了好几年，勘查啊设计啊，最后拍板要建南昌到厦门的铁路。这工程分两截干，头一截是从鹰潭到南平，第二截是从来舟接到厦门。这么一来二去，这条铁路就有了名字，叫鹰厦铁路。
1954年2月份，王震被任命为铁道兵的领头人和政委，他接手了鹰厦铁路建设的全部指挥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全心投入到这条铁路的动工建设中。
新中国刚站稳脚跟那会儿，啥条件都挺差劲的，修鹰厦铁路那活儿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药啊医生啊都缺，好多战士都带着病上工地干活。要是病得实在动不了，也就只能在旁边临时搭的棚子里歇着。
王震看在眼里，心里头直犯急，于是他就直接去了县里政府，想让政府帮忙解决战士们遇到的难题。可没想到的是，就因为他穿得挺普通的，县里政府的人竟然给他找了不少麻烦。
这位县长压根儿没瞧上那位穿着朴素的老者，甚至还摆着张冷脸，打算叫警察来把人带走。可巧的是，就在这紧要关头，王震的老战友许清顺赶到了。县长虽说不知道王震是谁，但许清顺他认识啊，清楚这是个“有分量”的人物。这下可好，县长意识到自己这回是惹错人了。
叶飞听完王震一五一十地说完，火冒三丈。他立马安排人去搞定战士们的生活所需，同时，那个靠权势欺压人的县长也被他给撤了职，准备好好查查他的问题。
虽然这事儿在王震的经历里头，算不上啥大波澜，可那个爱摆官威的县长，还真让他记在心里头好一阵子。
过了好多年，当听到东欧发生大变动，苏联也垮了的消息后，王震回想起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县长，这才琢磨出毛主席当时的深意。
【二】
1965年那会儿，毛主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农村锻炼了一阵子。就在同年的5月份，毛主席他又回了趟井冈山。
吴旭君回想起，毛主席当初曾对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我反复强调关键问题，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遇到的阻碍真的很大。他们可以不听我的意见，但这并非只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党的未来，关乎会不会改变方向，会不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心里真的挺担忧的，不知道把大权交给谁我才能安心。我现在还在呢，他们就这副样子！要是照他们的路子走下去，我和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一辈子的心血就都白费了。
我心里没别的念头，就是想着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日子不好过，其实心里头是想走社会主义这条路的。
新中国建立时牺牲了多少人？大家有没有真正去琢磨过这事儿？我自己是琢磨过的。
毛主席说的这些话，里头意思可深了。
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但毛主席心里还是一直放心不下国家的未来。他觉得咱们国家少了点什么，就像当年井冈山上有那个“士兵委员会”带来的“政治民主”一样。毛主席特别忧虑，要是这个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国家里可能会冒出特权阶层。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那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胜利，可就全白费了。
关键的是，毛主席并不是等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才琢磨起这事儿，他早在中央苏区那会儿，心里就已经盘算上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一成立，就搞了个中国工农检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是抓那些贪污腐败、搞官僚主义的人。就是专门对付那些不守规矩、乱来的行为的。
检举制度一出来，没多久就有人跳出来说，叶坪村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谢步升是个贪官。后来一查，还真不假，谢步升在岗的时候，不仅自己堕落，还偷偷拿了公家的钱，收人家好处，帮着富农说话，更可恶的是，他还干了强奸妇女的坏事。
让人没想到的是，案子报上去以后，在苏区中央局工作的谢春山，他倒觉得谢步升没啥大问题。没经过啥调查，他就直接让瑞金县裁判部把谢步升给放了。
重点在于，谢步升自以为对革命有大贡献，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他那股狂妄劲儿，也让中央政府非常重视起来。
当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听到这事，火冒三丈，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喊道：
要是像谢步升这种搞贪污腐败的人不得到惩罚，我这个当县委书记的可咋跟老百姓们解释呢？
邓小平不仅向苏区中央局反映了谢步升的问题，而且直接跟毛主席说了这事儿。毛主席一听，立马就表明了态度：
腐败问题不解决，苏维埃的旗帜就难以树立，共产党也会丢掉威信和老百姓的支持！跟贪污腐败干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谁也别想拦住！
1932年5月5号，瑞金县的法院判了谢步升死刑。谢步升心里不服，就提起了上诉，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个临时最高法院，直接就把他的上诉给打回来了。到了5月9号，上诉被拒绝的当天，也就短短三小时之后，谢步升就被处决了。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干部真的是少之又少，但毛主席却依旧展现出了惊人的坚韧和果断。
谢步升这个人，在我党历史上挺出名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因为贪污腐败被处决的干部，但也不是唯一的一个。
建国初期，像刘青山和张子善这样的人物，他们在打仗那会儿，确实是立下过不少大功。就算后来他们因为贪污被查了，还有好多人为他们说话，想着能不能看在他们以前的功劳上，给他们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毛主席就是不同意，态度很坚决。
要是咱们党的干部都变得没皮没脸，贪污起来没完没了，还瞎折腾，国家又管不住他们，那社会肯定乱套了，老百姓说不定就得闹起来，跟李自成那时候一样！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得小心这事儿。记得杀刘青山、张子善那会儿，我就说，杀他俩，其实是救了好几百人、好几千人、好几万人呢！我一直讲，杀人可不是割草，得特别小心。问题要是积得多了，到时候想解决就难了。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在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就已经和别人深入聊过三次关于党的将来。
第一次是在1944年，毛主席和郭沫若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交谈，我们称之为“甲申对”。
郭沫若那年写了篇叫《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里面讲了李自成带着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本想着能坐稳江山，可没想到他和手下的将领们开始得意忘形，只顾着享乐，根本不想着继续奋斗。结果，没过一个月，他们就吃了大败仗。李自成呢，最后也死在了九宫山。
那时候，国民党上层对郭沫若写的文章提出了批评，说他的文章是在暗指历史，传播消极情绪。但毛主席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文章里的闪光点。他后来还专门给郭沫若写了封信，表示赞赏。
你的信我认真看了，你给的夸奖太过头了，我实在受之有愧。你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成了改进作风的重要材料。取得一点小胜利就开始骄傲，胜利大了更是不得了，这样一次又一次吃亏，怎么改掉这个毛病，真的得好好琢磨。我一直都很小心谨慎，生怕哪里出错，但有时候问题还是防不胜防。你要是发现了我有啥做得不对的地方，随时告诉我啊。
1945年，抗战终于赢了之后，毛主席和黄炎培有了一次著名的“窑洞对话”。
抗战一结束，大伙儿都特别关心中国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那时候，像黄炎培先生这样的中间派人物，就跑到延安去看看情况。有回他和毛主席聊上了，黄炎培就说：
我活了六十多年，见过的世面不少。就说亲眼瞧见的那些事儿吧，真的是“兴起时势头很猛”，可“衰败时又特别快”。不管是个人、家庭、团体、地方，还是整个国家，好多好多都逃不过这兴衰更替的魔咒。一开始，大家都全神贯注，啥事儿都上心，啥活儿都使劲干，那时候条件差，难关多，得拼了命才能活下去。慢慢地，环境变好了，大家的劲头也就没那么足了。你看历史里头，“官员懈怠、朝政荒废”的有，“领导人一死，政策就跟着没了”的有，“追求荣耀结果却丢了脸”的也有，反正就是没人能逃开这个兴衰循环。
那时候，毛主席乐呵呵地对黄炎培说：
咱们已经琢磨出条新路子，能打破那个“周期率”的魔咒。这新招儿，就是搞民主。得让老百姓盯着政府，这样政府就不敢偷懒。每个人都要担起责任，这样政权才能长久，不会因为人走了就垮掉。
毛主席的一翻话让黄炎培瞬间开了窍，他忍不住由衷地感叹：
这话说得在理，要想不让个人野心膨胀，大事小情都得由老百姓说了算。只有把各个地方的事务，明明白白告诉当地的老百姓，这样才能让每个地方都找到合适的人，每个人都能有份事儿做。用民主的方式来破解这个难题，看来是个挺管用的办法。
1949年2月，那是第三次，毛主席带着党中央的同志们进到北平后，找周恩来聊了一次，他们把那叫做“赶考对话”。
毛主席聊起他之前读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对身边的人说起了这事儿：
咱们马上就要到北平了。咱们去北平，跟李自成那时候可不一样，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样。咱们共产党人到了北平，是要接着干革命，建设好社会主义，一直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那时候，毛主席每天在路上只睡四五个小时，周恩来同志看着心疼，就劝他多躺会儿。可毛主席一听，眼里闪着光，高兴地跟他说：
今天是去北京的大日子，兴奋得根本睡不着。毕竟是去北京“应试”嘛。要去北京“应试”，精神饱满才是硬道理啊！
周总理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咱们都得努力，争取考试都过关，别被刷下来。
毛主席很有深意地说：
往回走就意味着输了。我们打死也不做第二个李自成，大伙儿都盼着能考出个好成绩。
毛主席在建国前有过三次深入的交流，每次都在强调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得从历史里吸取教训，咱们中国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再走历史上的老路。
就是说，有个叫“过两关”的挑战。第一关，是中国共产党拿到政权后，能不能顶住各种压力，别像李自成那样栽跟头。第二关呢，就是等咱们国家有钱了，富起来了，还能不能一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这条路。
第一个事儿，咱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们已经给咱解决了，他们干得那叫一个漂亮。那第二个事儿咋办呢？明摆着，这可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某个地方就能搞定的，得慢慢来，是个长期的活儿。
【三】
党史研究大家石仲泉聊起毛主席关于党的前途的三次深入交流时说，以前啊，很多人都有个看法，觉得贪腐是资产阶级的专属，社会主义社会里压根儿就不该有，也不应该有这种事儿。
这个说法就是把社会历史现象想得太过于简单，没考虑到它们的复杂性。
很明显，王震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个问题。
经济飞快发展，社会模样大变，但有人就开始琢磨了，说新中国成立那会儿搞的建设，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王震对这种现象特别小心。他一边全力拥护改革开放，一边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
“得把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扛到底，不能放手。”
后来，只要是跟纪念毛主席有关的活动，王震基本上都会到场，有时候他还会亲自上手，帮忙解决活动里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1988年9月9日，是毛主席离开我们的第十二个年头。那天下午，王震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起了毛主席，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最近的一部电视剧。王震特别生气地说：
现在啥都往毛主席身上安，说他讲过“人胆子多大，地就能产多少”，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话其实是下面的人讲的。1958年我去跟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他还直摇头，说这样的话谁会信呢。
其实吧，在毛主席那个年代，好多人都搞不懂他，但等过了那个时代，再回头瞅瞅，大家伙儿都会好好琢磨琢磨。
跟王震将军有得一拼的是，魏巍这个人，他写了篇挺有名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他又动笔写了一篇文章，好好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