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上海永福路的破屋里，62岁的邵洵美躺在10平米阁楼的木板床上，脚边放着一双崭新的棉袜——这是他留给自己的“寿衣”。

窗外霞飞路的梧桐叶飘进裂缝的窗棂，像35年前兰心戏院后台，项美丽初见他时惊落的团扇。

这个曾用金子写诗、被称为“上海孟尝君”的贵公子，临终却只剩这么一双新袜子。

1906年上海宝山路邵家公馆，婴儿邵洵美被裹在绣着“富贵绵长”的锦被里。祖父邵友濂是清末出使大臣，朝珠常挂在摇篮边晃悠；外祖父盛宣怀是洋务派大佬，送来的银锁片沉甸甸压着襁褓。

他生得一副希腊式侧颜，皮肤白得像上好的宣纸，头发细如丝线，一梳到底亮闪闪。自小在公馆里长大，不用为钱发愁，只跟着先生读诗，看佣人摆弄花草，连哭闹时奶妈都捧着玉如意哄——这孩子攥着的，是那个年代顶好的牌。

20岁的邵洵美留着及肩长发，穿一身雪白西装站在霞飞路自家公馆门口，手里攥着刚印好的诗集。

朋友来借钱，他掏怀表看都不看就从西装内袋摸出银票塞过去；文人们聚在他家谈诗缺吃少喝，他直接包下静安寺附近的功德林素菜馆，一摆就是七八桌，让大家吃饱了好写诗。

连鲁迅在文章里骂他“资产阶级诗人”，转头自己的书缺了印费，邵洵美还是托人送去五百大洋。

“文学界孟尝君”的名号比他的诗传得还远，家里客厅的红木茶几上，茶碗换了一波又一波，地板缝里扫出来的，一半是烟头，一半是揉皱的诗稿。

1927年卡尔登饭店的婚礼上，21岁的邵洵美攥着新娘盛佩玉的手，喜帖首行印着他特意改的名字——“洵美”，取自《诗经》里“佩玉锵锵，洵美且都”。

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性子温婉娴静，说话时总带着浅浅的笑。她的陪嫁队伍从静安寺排到外滩，三十个皮箱里装着绸缎、首饰和古籍，连搬运工都一路咋舌。

《上海画报》把两人的婚纱照登在封面，邵洵美穿笔挺西装，盛佩玉着蕾丝婚纱，郎才女貌，满城人都说这是“佩玉配洵美，天造地设”。

婚后两人住在宝山路的邵家公馆，盛佩玉学着打理家事，邵洵美依旧和文人们谈诗论画，客厅里的茶烟和墨香混在一起，日子过得像幅精致的工笔画。

1935年上海兰心戏院后台，卸妆的邵洵美正对着镜子理长发，长发垂肩，眉眼间还带着台上的戏韵。

美国女记者艾米丽·哈恩站在侧幕边，看着这个刚卸了妆的中国男人——他穿一件月白色长衫，领口微敞，皮肤在后台昏黄的灯光下透着瓷白，忽然觉得这张脸让“中国都变得可爱了”。

邵洵美转头看见她，笑着走过来，从她随身的本子上撕下一页纸，提笔写了“项美丽”三个字：“这名字配你。”

此后项美丽成了邵家公馆的常客。她跟着盛佩玉去南京路的绸缎庄挑布料，看盛佩玉用银剪子裁开苏州绣的云锦；也陪邵洵美在客厅的红木桌边谈文学，看他把诗稿摊得满桌都是，手指沾着墨汁比划平仄。盛佩玉待她温和，常留她用下午茶，茶点是静安寺老字号的杏仁酥，项美丽

用银叉叉起一块，说“比纽约的蛋糕有味道”，盛佩玉便笑着往她碟子里再添两块。

只是有时傍晚，盛佩玉去霞飞路接孩子放学，路过苏州河附近的公寓楼，会看见邵洵美的黑色轿车停在楼下。车灯熄着，像只沉默的兽。她站在梧桐树下，看了片刻，没上前，只拢了拢披肩，踩着落叶慢慢往家走。

夜色漫上来时，邵家公馆的灯亮了，项美丽正和邵洵美在书房调试新买的留声机，盛佩玉推门进去，留声机里正放着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叠在一起，又轻轻分开。

1937年上海沦陷夜，日军的刺刀挑开邵家书房木门时，项美丽举着美国护照挡在宋版古籍前，用生硬的中文喊"采访！这些都是采访资料！"她抢出的不仅是泛黄的线装书，还有邵洵美视若珍宝的印刷机零件。

法租界的阁楼里，邵洵美把长袍下摆掖进腰带，和项美丽支起油印机赶印《自由论坛》，油墨蹭得脸上像花猫，手里的滚筒压过蜡纸时总念叨"日本人占了上海，占不了中国人的笔！"

盛佩玉则在楼下煮好粥等他们，凌晨收摊时把传单塞进菜篮，有次日本宪兵查房，她抱着一叠传单躲进衣柜，听着丈夫在客厅对宪兵笑说"印月份牌的"，指尖攥得衣角发皱。

上海沦陷后，项美丽常出入邵家，有时拎着霞飞路买的杏仁酥，有时带盛佩玉去静安寺的绸缎庄挑料子。盛佩玉教她用银剪子裁云锦，项美丽学不好，碎布落了一地，两人蹲在地上捡，倒像两个小姑娘。

邵洵美从书房出来，手里捏着只鎏金镯子，说是佩玉挑的，说愿三人“天长地久”。项美丽指尖划过镯子上的缠枝纹，笑说该是“花好月圆”——乱世里哪有天长地久，能有几日花好月圆就不错了。

他们常在阁楼调试那台从日本人手里抢出的油印机，盛佩玉递烙铁烫蜡纸，项美丽扶着架子不让纸歪，邵洵美握着滚筒压油墨，印出来的《自由论坛》带着油墨香，字里行间都是“中国人的笔不能停”。

有时印到后半夜，盛佩玉煮了粥端上来，三个人围着小煤炉喝，窗外是法租界的灯火，明明灭灭像要撑不住的烛火。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项美丽持美国护照要回国了。码头风大，吹得她围巾飞起来，邵洵美递过个牛皮纸包，里面是手抄的诗集，字迹洇着泪，他说“留着当个念想”。

船鸣笛时，项美丽把诗集抱在怀里，没回头。没过多久，盛佩玉带着孩子去了南京，说南京的亲戚能照看读书，走时给邵洵美塞了件厚棉袍，说“天冷了，自己顾着自己”。邵洵美站在公馆门口，看着她们坐的黄包车拐过霞飞路的梧桐道，车帘晃了晃，再没回来。

项美丽与盛佩玉离开后，邵洵美独自留在了上海。家产早就被他折腾光了——早年帮朋友还债、资助文人出书花了大半，抗战时印刊物又烧了不少钱，战乱中剩下的古董字画也被日本人抢走大半。后来连那台德国进口的印刷机都被他抵了债，公馆大院也卖给了洋行。

他娶了家里的女佣陈氏，一家六口挤在10平米的弄堂小屋里，墙皮大块大块往下掉，下雨天屋顶漏雨，接水的铅桶在屋里摆了好几个。

昔日霞飞路上挥金如土的贵公子，如今蹲在灶台边数米缸里的米，眉头皱成一团——这月的口粮又快见底了。

只有每天清晨，他会雷打不动地接一搪瓷缸自来水，对着模糊的镜子把长发梳得一丝不苟——哪怕饿得发昏，“文人的体面不能丢”这句话，他总在心里默念。

1968年冬夜，邵洵美躺在10平米阁楼的木板床上，咳得痰里带血，陈氏端来半盆清水，他颤巍巍伸出手，从床头摸出一把银梳——这是当年项美丽离开时留下的。梳齿上还留着旧年的包浆，他攥着梳子，一缕缕梳过花白的长发，发丝稀疏，却仍要梳得服服帖帖。

镜是裂了缝的黄铜镜，照出沟壑纵横的脸，高鼻梁和椭圆轮廓还在，依稀能看出当年希腊式侧颜的影子。

梳完最后一缕，他把银梳放回枕边，对陈氏笑：“袜子够新了。”那棉袜是陈氏拆了自己嫁衣里的白布缝的，针脚细密，袜口还纳了圈松紧带。

这些年再难，他总在清晨接一搪瓷缸自来水，就着水把头发梳顺，哪怕饿得发昏，也念叨“文人的体面不能丢”，如今躺在床上，头发依旧没乱，袜子也簇新。

邵洵美葬礼那天，上海永福路的弄堂飘着细雨。盛佩玉从南京赶来，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素旗袍，跪在10平米小屋的灵前。

她解开领口盘扣，从贴身衬里摸出半枚翡翠锁片——这是当年项美丽离开前，偷偷缝进邵洵美袜内的，如今锁片边缘已磨得光滑。她把锁片塞进棺木，贴在那双新棉袜上，指尖触到棺木的凉意，忽然想起1927年卡尔登饭店的婚礼，他攥着她的手，喜帖上“洵美”二字烫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