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底层男人丁尚彪，在日本打了15年的黑工，把女儿培养成了美国妇产科医生，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他在日本的工资相当于他在上海工资的100倍！ 1989年的上海，改革开放的浪潮刚刚掀起，丁尚彪在一家国营工厂担任"股长"，生活虽不富裕，却也体面安稳，然而，为了女儿能有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前往日本打工。 当他踏上飞往东京的飞机时，心中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却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磨难。他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离开，却不知这一别，竟是十五年。 在东京，丁尚彪的生活被简化到了极致，只剩下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他住在一间三十多年的老旧木板房里，墙壁缝隙间漏风漏雨，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每天晚上，他蜷缩在一张简陋的床垫上，听着窗外的雨声，想象着远在上海的家人是否安好，他走路轻手轻脚，生怕发出太大的声响惊扰到房东，失去这个唯一的栖身之所。 作为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黑户"，丁尚彪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不敢生病，不敢受伤，更不敢与人发生冲突。 他知道，一旦暴露身份，等待他的将是遣返，而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他的饮食极其简单，商店关门前打折的蔬菜，过期的面包，偶尔捡到的水果，他的衣服多是别人丢弃的旧物，洗澡用的是自制的简易淋浴：一个扎了洞的塑料水袋。 出行全靠步行，即使是在东京寒冷的冬天或炎热的夏日，他也从不乘坐公共交通，只为了省下那几百日元。 在东京，丁尚彪的一天被工作填满，清晨五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他已经开始了第一份工作，中午，他匆匆赶往一家串烧店当帮厨，晚上，他又在一家中餐馆的后厨洗碗到深夜。 三份工作，几乎不留喘息的空间，但他从不抱怨，在他看来，每一滴汗水都是为女儿的未来而流，每一分钱都是为家庭的希望而攒。 他的手因长期浸泡在洗洁精中而开裂流血，他的腰因长时间弯腰而疼痛难忍，但他从不停下。 比起身体的疲惫，更令他痛苦的是那种无尽的孤独，在异国他乡，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墙上妻女的照片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每当夜深人静，他会对着照片轻声说话，仿佛她们就在身边。 维系这个跨国家庭的，是一份无形的契约，丁尚彪用自己的血汗换取女儿的未来，而这个契约的载体，就是那一张张汇款单和一封封家书。 每个月，他都会将几乎全部的收入寄回上海，先是还清了巨额债务，然后全力支持女儿的学业。 在信中，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很好"，从不提及自己的艰辛，他害怕家人担心，更害怕她们因为心疼他而动摇。 1997年，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意外播出，记录了像丁尚彪这样的在日华人的生活。 当妻女在电视上看到那些与丁尚彪处境相似的人时，她们第一次意识到，那个在信中总说"一切都好"的丈夫和父亲，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长达十五年的分离，让后来的重逢变得异常复杂，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团聚，更是一场艰难的身份重建过程。 分离八年后，女儿前往美国留学，途经日本时，父女俩短暂相聚了一天，那一天，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存在，不再只是信纸上的字迹和汇款单上的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为她付出一切的父亲。 又过了五年，妻子在前往美国看望女儿的途中，也与丁尚彪短暂团聚，当她看到丈夫那个破旧不堪的住处时，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2004年，当女儿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时，丁尚彪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决定结束这段漫长的漂泊，回到自己的祖国。 在日本海关，当工作人员了解到他十五年来遵纪守法、拼命工作的经历后，竟向他深深鞠了三躬。 这个简单而庄重的仪式，仿佛是对他"影子人生"的一种认可和告别，也标志着他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尊重。 2009年，丁尚彪和妻子获得了美国绿卡，一家人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此时的女儿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家庭的重心也彻底改变。 但即使到了退休的年纪，丁尚彪仍然闲不住，依然在餐馆打工，对他来说，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存在的证明。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像丁尚彪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跨越国界，忍受孤独和艰辛，只为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他们的付出，往往被简化为一个冰冷的数字：汇款金额，而他们的苦难和思念，则被掩盖在一句简单的"我很好"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