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谁？ “到山里去，把旗帜留住！”——1934年10月，江西瑞金黄沙岭，一位年轻排长压低了嗓音，催促战友把刚写好的布标卷进背包。这一句暗号，揭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彼时中央红军已踏上远征，几千名未跟随北上的指战员被有意分散，潜伏在八省二十多条山脉与江河之间。他们使命只有一句：活下去，打下去，等全国抗战的号角吹响。 相较万里长征的传奇，这段南方游击史往往被淡化；然而正是这些留守部队的血火，维系了南方红色脉络。时间线很清晰：1934年底至1937年7月，三年。地理坐标更直观：赣粤、闽西、闽北、闽东、闽赣、闽粤、皖浙赣、浙南，以及稍北一点的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再远隔海峡的琼崖。山区、海岛、丘陵，地形互不相同，战法却只有四个字——星火游击。 先看闽西。此前盛传一句话，“闽西多秀水，却更险峻。”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正是在这片险峻里稳住腰杆。敌人七路围剿，他们利用永定河谷与汀州盆地的落差打伏击，军号响过又隐入客家土楼。到1937年，这块根据地仍保有一千三百余名战斗员，是南方现存规模最大的红色力量之一。 往东九百里进入闽东丘陵，福安、周宁一带被雨雾笼罩。叶飞拉着不到四百人起家，硬是在夹缝里啃下古田、穆阳两处要地，再吸收渔民、船工。敌人一次扫荡来袭，他干脆将部队拆成十几股，白天化整为零，夜间集中偷袭。三年过去，叶飞手里的队伍突破千三百人，且人人熟悉舟楫操作，日后编入新四军纵队，成为沿海反登陆主力。 再往北是一片被称作“剑门”的闽北岭谷。黄道到任时山里只有几支民枪队，他把县苏维埃残余骨干全部打散插入各村，接着成立西南独立团、闽北独立团。闪击建阳，突袭政和，凭着山地优势急行军，闽北独立师最终扩至八百余人。别看数字不多，却牢牢卡住了敌军南北交通要冲——鸳鸯溪隘口，大大牵制了福建保安团。 闽赣交界以瑞金余脉为核心。瑞金特派员赖昌祚牺牲后，钟得胜接力把残部捋顺。他们不抢城池，专堵公路铁路。一次夜袭就能掀翻七八节军需车皮，敌人不得不改走羊肠小道。到改编前，闽赣游击队依旧保有三百余人，同时还保存了电台、印刷机等珍贵设备，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南下百余里到闽粤边境，黄会聪手握南靖、平和山区。那里竹林深，沟壑多，他用竹筏偷渡九龙江上下游，冷不丁截住敌运粮船。鼎盛时人数逼近一千三百，却因连续三次清剿锐减至三百。尽管如此，他仍把残部化整为三十多个战斗小组，将防线拖到漳浦海岸，让敌人始终摸不清虚实。 赣粤根据地在地图上更显陡峭。项英、陈毅、蔡会文三人分守大庾岭、梅岭与信丰河谷。山峦重叠，交通闭塞，他们把那片地方称作“季节战场”——春以冷枪，夏以地雷，秋冬夜袭。蔡会文战殁后，只剩三百余人，却依旧占住几个核心山口，保证了中央电台与外界联络的最后通道。 浙江方向，故事更富传奇。红十军团主力突围失败，少数队伍与地方游击队合流，在皖浙赣三省交界成就一块“漏斗”形战场。关英扛着电台翻山越岭，短短数月夺下开化、昌化、沱川月岭等城镇。兵力最多时不过七百，却把敌保安师打得三次换防，堪称以少胜多的典型。 再往东南，浙南游击区山多雾重。粟裕、刘英以不到五百人向温州南部渗透，打得尤其灵活。打伏击喜欢挑雨夜，进退线路多选茶山古道；人手缺，他们就招募盐民、木匠，很快膨胀到千余人。后来粟裕总结：“一个海塘，两条山脉，敌人从没摸清过我们的影子。”这句话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仍让对手忌惮。 离开东南，再把目光拉回到湘赣与湘鄂赣。武功山、罗霄山峰连峰，天然适合隐蔽。彭辉明牺牲后，谭余保把分散的零火重新聚成十几股哨队，打冷枪、破桥梁，人数虽只剩四百，却硬生生让敌人生出“山中有万人”的错觉。湘鄂赣一带则更险。徐彦刚、陈寿昌相继牺牲，傅秋涛挑大梁，把九百余人带到平江、西乡一线，专堵南昌至汉口的铁路，把敌人运兵计划打得稀烂。 再往北半个大省就是鄂豫皖大别山。高敬亭提起“擅打夜战”是行家皆服。依托麻城、六安的密林，他把原红二十五军留下的第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重组，用“三打一”“错时包抄”等办法屡放冷炮。到部队改编，他手里有两千余人，火力最强，士气也最旺，被评价为“南方坚持游击的样板”。 隔海的琼崖另成一章。岛上无线电常被海风干扰，冯白驹干脆建了“骑兵+船队”混编的流动作战链，把零散渔船变为机动哨，榴弹、迫击炮拆解后藏进渔网。抗战爆发，他们没有编入新四军，而是继续单线作战，始终保持独立建制，对海防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纵观三年，不同根据地的负责人手段迥异：有人善守城隘，有人妙用水路，有人精于山区伏击。敌人几度宣称“南方匪患已平”，却总被山林里的一阵急促枪声打脸。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934年末南方留守红军不足两万人，1937年初统计尚有近万人，在严酷的封锁围剿中保住了红色种子，更掩护了几批干员北上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