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内忧外患的王朝再次将目光投向这里，两个陕西人从黄土高坡出发，给腐朽的明廷带来了致命冲击。一个是李自成，另一个，便是张献忠。   张献忠，延安府定边县人，生于1606年，因一脸黄须得名“黄虎”。他与李自成几乎同时揭竿，却有着更灵活的生存智慧，危机时暂降明廷，时机成熟便再度举义，在反复博弈中积蓄力量。崇祯十七年，当李自成在北方撼动明室根基时，张献忠已挥师南下，在江淮以南辗转征战，攻克武昌后，处死楚王朱华奎，尽收府中财富以招兵买马，随后在此建立“大西国”，自封大西王，设官开科，初具立国规模。   此时的天下，已呈群雄逐鹿之势。张献忠深知，湖广一带虽得一时之利，却无险可守，且久经战乱民生凋敝，难成长久基业。目光西移，天府之国四川进入他的视野。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自古便是割据一方的理想之地。1644年八月，大西军攻克成都，明朝宗室与拒不投降的官员尽数被除，四川大部落入其手。同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定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正式开启了他在川蜀的统治。   也就是从这时起，“张献忠屠川”的说法开始流传。据记载，明万历年间四川有310万人口，到康熙时仅剩9万，这样断崖式的锐减，《明史》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张献忠，称其“一日不杀人则悒悒不乐”，甚至记载他在青羊宫屠杀应试学子、屠戮成都百姓与卫所军户，还遣将分赴各地屠城，堆尸成“京观”。野史中更有离奇说法，或言他因少年时在四川受辱而报复，或说因被野草割伤便迁怒全川，甚至有“七杀碑”的记载，字字透着血腥。   然而，当我们褪去历史的尘烟，细看张献忠其人其事，诸多疑点浮出水面。他出身底层，曾卖枣、当兵、做捕快，因行侠仗义深得乡邻敬重，振臂一呼便追随者云集。这样的人，即便身居高位，是否会骤然变得对普通百姓嗜杀无度？要知道，他入川的初衷是建立稳固根据地，而乱世之中，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兵源、赋税、生产皆赖于此。若真如记载那般屠尽川人，无异于自毁根基，这与他在战火中存续十数年的政治智慧显然相悖。   事实上，张献忠的屠刀确曾落下，但对象多是明廷遗老、反抗势力与潜在威胁。古往今来，新政权建立之初清除异己并不鲜见，这与无差别屠杀有着本质区别。史载其军令严明，严禁擅自招兵、受理民词、强占民女，违者立斩，这样的治理手段，很难与“滥杀”直接画等号。   更值得深思的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的统治并未长久。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后，清军将矛头指向西南，张献忠率部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于1646年战死沙场。而清军素有屠城传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皆是铁证。四川作为抗清前线，拉锯战持续多年，直至顺治十六年仍有明军残余在此抵抗。清军在征服过程中造成的杀戮，是否被有意无意地算在了已死的张献忠头上？   《明史》由清朝编纂，“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定律在此显现。张献忠及其余部对清军的打击尤为沉重，其义子李定国更是屡败清军，一度让清廷震动。这样的对手，自然容易成为抹黑的对象。而那些与清廷合作的明朝遗老，其著述中对张献忠的批判，也难免带有立场的偏颇。   再看人口锐减的真相，除了战争伤亡，更多百姓或许是为躲避战火而举家迁徙，而非尽数遭难。四川话能延续至今便是明证，若真如记载那般“尽屠一省”，方言早已被外来移民同化，不可能保留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