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军统少将在街上瞧见了一个地下党员，立马冲过去，一把抱住他：“你这个大叛徒，赶紧跟我去自首！”

彼时，解放军战士和军管会工作人员忙着清理废墟，恢复城市秩序。

一天傍晚，中正路上突然传来激烈的扭打声。

“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跟我去自首！”

一个穿着旧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紧紧抱住另一个拼命挣扎的人。两人在青石板路上翻滚，引得路人纷纷围观。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冉益智！” 被抓住的男子一边挣扎，一边惊恐慌乱地叫嚷。

抓他的男人抓得更紧：“烧成灰我都认得你！1948 年在中美合作所，你带着特务抓江竹筠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这话一出口，围观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江竹筠的事迹，在重庆无人不知。那个被竹签钉十指都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早已是重庆的精神象征。

而此刻，这个被指认是 “冉益智” 的男人，正是出卖江姐的头号叛徒！

抓住冉益智的人叫李修凯，38岁，曾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

重庆解放时，他因布置特务潜伏任务滞留在山城。解放军炮声在南岸响起，李修凯躲在中央合作金库宿舍，听着远处枪声，内心翻涌。

“党国完了。” 他对着镜中面容消瘦、两鬓微霜、腰杆佝偻的自己喃喃自语。

作为资深军统特务，他深知国民党的腐败与溃败。从克扣军饷、走私倒卖，到派系倾轧、人心离散，这个政权早已腐朽不堪。

12月6日，李修凯在《大公报》上看到重庆市军管会成立的消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的标语让他心动。

思索再三，他换上便装，带着两支毛瑟枪和两根金条，前往军管会驻地范庄。

“我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来投案自首。” 在军管会公安部办公室，他把武器和金条放在桌上，“我愿意帮政府抓潜伏特务，戴罪立功。”

公安部的同志打量着这个昔日军统高官。见他虽疲惫，目光却坚定。核实后，发现他确实掌握大量特务线索。

军管会决定给他机会，不仅提供中灶伙食，还允许他在指定范围内自由活动，配合抓捕行动。 此后，李修凯像变了个人。

白天，他在特务自首登记处办公；晚上，穿梭在重庆街巷。凭借对军统体系的熟悉，他陆续挖出多个潜伏电台和特务据点。

短短半个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数十名特务，缴获黄金20两、电台两部。

冉益智的叛变，给重庆地下党组织带来沉重灾难。

他出身地主家庭，原是中共重庆工委副书记。1948年4月被捕后，只挨了几个耳光和一顿拳脚，就彻底投降。

“我全交代！” 在徐远举审讯室，冉益智浑身发抖，指着重庆地图：“刘国定住在南岸牛奶厂，许建业在志成公司……”

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员，为求活命，将同志一一出卖。

在他带领下，特务抓捕了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等62名地下党员，致使重庆地下党组织近乎瘫痪。江竹筠、李青林等烈士被捕，都和他脱不了干系。

国民党为表彰他，授予军统中校军衔。但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把他抛弃在这座即将易主的城市。在那些利用过他的特务眼里，叛徒永远不值得信任。

失去依靠后，冉益智只能四处躲藏。

他剪掉长发，换上破衣烂衫，白天蜷缩在码头的货箱里，晚上才敢摸黑出来觅食。曾经风光的 “冉专员”，如今连碗阳春面都买不起。

12月25日晚，李修凯在中华路德胜戏院附近巡查，注意到一个可疑身影。

那人戴着破毡帽，衣领竖得很高，在街角报摊徘徊许久，却一份报纸都不买。

“不是特务就是叛徒。” 李修凯心里想着，不动声色靠近。借着路灯昏暗光线，他发现这人竟是冉益智！

这个让无数革命者含恨的叛徒，正用余光扫视四周，手指不自觉地摸着口袋，里面或许藏着匕首。

李修凯没犹豫，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死死锁住冉益智双臂：“冉益智，你跑不掉了！”

冉益智本能挣扎，却发现对方力气极大。他抬头看清李修凯面容：“你…… 你不是李修凯吗？你怎么……”

“我已向人民政府自首！” 李修凯厉声打断他，“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两人的扭打惊动了解放军巡逻队。战士们把扭打在一起的两人押往公安局时，冉益智还在辩解：“误会！这是误会！我是来投奔人民政府的……”

在审讯室，面对李修凯指认和确凿罪证，冉益智瘫倒在地。

他交代了叛变全过程，以及解放后妄图混入脱线同志联络处继续潜伏的阴谋。

1951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审判，冉益智被判处死刑。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叛徒，最终在歌乐山下得到应有的下场。

李修凯因抓捕冉益智有功，获人民政府嘉奖，事迹被写入《重庆公安志》，成为国民党特务弃暗投明的典型。

1952年，李修凯因肺结核病逝于西南公安部管理所，临终前留下遗书：“愿以残躯谢罪，望后人引以为戒。”

冉益智处决公告贴满重庆大街小巷。人们看到 “邓小平签发判决书” 字样，无不拍手称快。

江姐表弟谭竹安把她用竹筷和棉灰写成的 “红色遗书” 捐给三峡博物馆，至今仍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