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史云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他起身开门，却被几个陌生人抓走，被折磨2年后，27岁的史云峰，又遭到了“虐杀”！ 史云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吉林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但他又不普通。在那个年代，能踏踏实实干活，拿到“先进工作者”称号，本身就说明这小伙子是块好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靠谱青年”。 史云峰有个“毛病”，他心里有杆秤，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看到不公平的事，就要说，就要管。比如，他上中学的时候，校长被批斗，一群人围着打。史云峰一个学生，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护着校长，结果自己也被打得不轻，还被挂上牌子一起陪斗。 在当时，这就是“拎不清”，是“站错队”。可史云峰不这么想，他认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跟谁说的、谁做的，没关系。 这种一根筋的“傻气”，是他骨子里的东西。 也正是这种“傻气”，把他推向了深渊。 1974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很多人为了自保，选择沉默，选择顺从。但史云峰偏不。他看到了太多荒唐事，觉得“国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做了什么呢？他开始给中央领导写信，还写文章，题目都起得特别直接，比如《致江青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评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每一个字，都是在刀尖上跳舞。他批评的，正是当时权势熏天的“四人帮”。他知道这很危险，但他觉得，“总要有人把皇帝的新衣说出来”。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写就是大半夜。写好了，托人带到北京。他天真地以为，这些话能被听到，能改变些什么。 他等来的，不是回音，而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那天凌晨，几个陌生人冲进他家，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蒙上眼，塞进一辆车里。他的人生，从那一刻起，被硬生生掰成了两段。前一段，是阳光下的先进工作者；后一段，是暗无天日的“反革命”。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无法想象他经历了什么。档案里只有冰冷的几个字：“严刑拷打”、“精神折磨”。他们想让他承认自己“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想让他低头认罪。 可史云峰的骨头，太硬了。 无论用什么手段，他都只有一句话：“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个国家。” 在法庭上，没有律师，没有辩护。所谓的“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他们问他：“你知罪吗？” 他昂着头，一字一句地说：“我认为我无罪，我是在尽一个公民的责任！” 这句话，在当时，就是他的“死罪”。 1976年12月19日，长春，天寒地冻。27岁的史云峰被押赴刑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恐惧，也没有哀求。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他提出了自己的最后遗愿。 他不是想见家人，也不是想吃顿好的。他说：“我死后，请将我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做解剖研究吧。这是我为人民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 说完，枪响了。 一个年轻的、滚烫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了27岁。 1980年，史云峰被彻底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从罪犯，变回了英雄。 可是一条鲜活的命，没了就是没了。一个原本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做更多贡献的优秀青年，就这样被吞噬了。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信息眼花缭乱。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看不清。网上每天都有各种反转，各种争吵。今天你义愤填膺，明天可能就发现自己被当枪使了。久而久之，很多人就觉得，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真话代价太大，还是“躺平”最舒服。 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怪现象。 地铁上有人胡作非为，一车厢的人都低头玩手机，假装没看见。工作中遇到不合理的规定，大家嘴上骂，但没人敢第一个站出来说“不”。网络上，谣言满天飞，很多人连求证一下都懒得做，就跟着转发、谩骂。 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得权衡利弊，却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懦弱，越来越不敢坚持。 我们总觉得，史云峰面对的是生死考验，我们遇到的不过是鸡毛蒜皮，不值得那么“较真”。 但一个社会的底线，恰恰就是由这些“较真”的人守护的。 当所有人都对错误保持沉默时，错误就会成为常态。就像房间里的一只蟑螂，你不管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窝蟑螂。 史云峰用生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脊梁，是不能弯的。 弯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弯习惯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