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知青李根生返城。父亲说：＂我已再婚，给你20元，别再回城！＂李根生含泪告别父亲。没料到，16年后，李根生却对父亲说：＂感谢你当年的决定。”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云南户拉傣族村寨迎来一批知识青年。

有个叫李根生的昆明小伙，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竹楼前。

他脚上的解放鞋沾满红泥，裤腿还留着火车上蹭的煤灰印子，这个场景成为他往后二十多年扎根边疆的起点。

事情要从五年前说起，那年李根生刚满十八，在昆明读完初中。

他父亲是纺织厂锅炉工，母亲早逝，继母带着女儿嫁过来后，家里总飘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

有天李根生看见继妹碗里卧着荷包蛋，自己碗里只有腌菜汤，就明白该往哪儿去了。

1969年冬天特别冷，火车站月台上挤满戴大红花的年轻人。

李根生揣着父亲塞给他的搪瓷缸，那是家里唯一像样的物件，跟着队伍来到滇南边陲。

同来的知青里有个叫玉罕的傣族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在村寨的第五年，李根生收到父亲来信。

信纸皱巴巴的，像是沾过水渍，信里说继母又生了弟弟，家里实在住不下，让他暂时别回城。

信封里夹着两张十元纸币，被汗浸得发软。

那天李根生在橡胶林里蹲到天黑，工装裤膝盖处洇湿两大片。

1976年，公社书记看中李根生能写会算，调他去邮电所当学徒。

玉罕也因为"知青家属"的身份，被安排到公路养护队。

小两口住在养护队值班室，竹板床挨着养路机械配件柜，夜里能听见老鼠啃麻袋的声响。

日子像澜沧江水般流淌，1985年邮电所改制，李根生凭着十几年勤勉当上副所长。

玉罕也成了养护队里公认的"铁娘子"，能扛着十字镐连续工作八小时。

他们在寨子西头盖起三间瓦房，房前种着玉罕从山里移来的野兰花。

1990年开春，玉罕收拾行李时翻出个蓝布包。

里头整整齐齐叠着二十张汇款单，最早那张日期是1975年3月。

原来这些年李根生按月往昆明寄钱，金额从五块慢慢涨到二十块。

玉罕这才知道，丈夫每年春节都往北方磕三个头。

清明前夕，夫妻俩踏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

玉罕特意换上节日才穿的绣花筒裙，背篓里装着酸笋、普洱茶和野生天麻。

列车穿过横断山脉时，她发现丈夫总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电线杆，那些都是他们养护过的线路。

昆明城比记忆里拥挤许多，老纺织厂宿舍拆了大半，几经打听才在城郊找到父亲。

老人独居在十平米的杂物间，墙上还贴着李根生小学时的奖状。

玉罕二话不说开始收拾锅碗瓢盆，李根生蹲在地上给父亲穿新布鞋，鞋底纳得厚实，最适合走石板路。

回程的列车上，老人摸着儿媳准备的棉褥子，说起多年前的往事。

原来当年那封绝情信，是继母逼着写的。

老头儿偷偷跑过三次火车站，想看看儿子回来没有，有回被雨淋得高烧三天。

李根生握紧父亲树皮似的手，窗外的梯田正泛着新绿。

如今在户拉寨，人们常见到这样的画面：退休的老所长带着父亲巡线，八旬老人拄着竹杖走在前面，时不时弯腰捡起路上的碎石子。

玉罕跟在后面抿嘴笑，筒裙上的银饰叮当作响。

寨子口的界碑重新刷过漆，那抹红色在亚热带阳光里格外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