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戴建国不顾家人的反对，硬娶痴傻的程玉风为妻，新婚夜，正当戴建国流泪解开她的衣扣时，谁料，程玉凤却突然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0年，18岁的上海青年“戴建国”被时代的浪潮推到了黑龙江的下套子屯，在这片冰天雪地里，他一个细皮嫩肉的城里人，拿锄头的姿势显着一股笨拙，自然成了乡亲们农闲时的乐趣。 可屯里有个叫“程玉凤”的姑娘，从不笑他，她话不多，却总在戴建国最狼狈的时候出现，看他使不上劲，就默默接过锄头，比划着教他如何用腰发力；见他手上磨出了血泡，便一声不吭地撕下自己的围裙一角，替他包上。 一来二去，两人越来越熟，每次收工后，他们常常并排坐在田埂上，他听她讲放羊的趣事，她听他聊上海的万家灯火，眼里满是没见过的好奇。 那时的喜欢，不必说出口，一个眼神，一次并肩，就已足够。 不幸的是，戴建国因母亲重病回了一趟上海，就在这几个月里，程玉凤的父母做主，把她许给了邻村一个叫“王四喜”的男人。 由于对方家境殷实，拿出了三百块钱彩礼，这在当时，几乎是普通人家好几年的收入。 可程玉凤死活不答应，把媒人送来的红布料子扔出院外，哭得撕心裂肺，家里人骂她：“钱都收了，你想退婚，就自己去找那个上海人要三百块来！” 在绝望中，程玉凤徒步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县城，给戴建国发去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五个字：“速寄300元救我。” 但这封电报却石沉大海，到了接亲那天，程玉凤被几个壮汉用被子裹着，一路抬到了王四喜家。 她喊了一路“戴建国，我被卖了”，嗓子都哑了，被扔进新房，看着眼前那个陌生的男人，她忽然挣脱束缚，发出一阵凄厉的尖叫，随即昏倒过去。 当再次醒来时，她的眼神就散了，人也疯了。 到了第二年开春，戴建国回到屯子，才知道程玉凤的遭遇，他整个人瞬间僵硬，心口疼得喘不过气。 后来，他考上村小当了老师，可一站上讲台，看到下面那些孩子，他就会想起程玉凤，手里的粉笔都攥不稳。 直到1978年，知青大返城，上海的家人也催他回去，戴建国收拾好行囊，准备天不亮就悄悄走，可当他走到村口那棵老榆树下，却愣住了。 程玉凤就蹲在那儿，疯疯癫癫的她那天异常安静，头发乱蓬蓬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不哭也不闹。 戴建国突然想起两人在田埂上的时光，想起那封“救我”的电报，猛地抬手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咬着牙问自己：“我戴建国要是就这么走了，还算个男人吗？” 他转过身，烧掉了那张改变命运的返城调令，向生产队递交了结婚申请，全村人都觉得他疯了，程玉凤的父母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怀疑和不解。 1979年秋天，在他27岁生日那天，戴建国领着程玉凤，去公社扯了证，程玉凤指着结婚证上自己的名字，傻乎乎地笑，那本红色的证书，她攥在手里，连睡觉都舍不得松开。 新婚之夜，戴建国看着眼前这个痴傻的妻子，正准备帮她脱下外衣，程玉凤毫无征兆地挥来一拳，正中他的面门，鲜血瞬间涌进口腔。 这一拳，没打醒她，却彻底打醒了戴建国，他知道，自己接过的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份沉重到足以压垮任何人的责任。 但婚后的日子，比想象的更难，戴建国白天在县电视台实习，晚上回家要喂她吃饭、洗衣、哄她吃药，程玉凤病情时好时坏，发起病来，会抓起扫帚打人，也常常把他熬夜写的稿子撕成碎片。 半夜，他常常在睡梦中被抓醒，脸上火辣辣地疼，睁眼就看到程玉凤瞪着他，嘴里模糊地喊着“建国”。 但他从也不发火，只是默默把她的手引到自己背上，任她抓挠，后背血痕交错，他咬着牙，还得笑着哄她：“小凤乖，不闹了。” 即便有人劝他，把程玉凤送去精神病院，一了百了，他总是摇头说：“她没背叛我，我怎么能离开她，她是因为我才疯的，我要是嫌弃她，天理不容。” 直到1997年，已经担任电视台主编的戴建国接到家信，母亲年迈，哥哥病重，他没有犹豫，带着程玉凤和儿子回了上海。 大城市的生活对程玉凤来说，既陌生又可怕，她几次三番地走失，有一次，戴建国骑着自行车追了二十多公里，才在车流中找到缩成一团的她。 几十年的陪伴与照料，程玉凤的病情竟奇迹般地稳定下来，她不再频繁发作，甚至会在清晨，为戴建国泡一杯热茶。 虽然她不认识周围的邻居，不记得回去的路，但在她的世界里，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坐标，那就是戴建国。 后来，他们的儿子写了本叫《我的疯娘痴父》的书，引来了媒体上门采访，戴建国还是那句朴素的话：“她没背叛我，我怎么能离开她。” 这份爱，扎根在东北的黑土地，成长于上海的市井里，它无关风月，也超越了世俗的道理，只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原始、最笨拙，也最坚不可摧的担当。 【信源】我的疯娘痴父：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芝罘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