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尼就珠穆朗玛峰归属问题再度展开谈判，但尼泊尔首相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伟人：“阁下是想把珠峰全部划归贵国？” 1960年春天，北京的天气还透着寒意，人民大会堂里的火炉却烧得很旺。 来自南方的尼泊尔代表团在这座巨大的会议室里落了座，谈判桌两侧，中方与尼方的代表面色都不轻松，谁都知道，这次不是普通外交拜访，而是为了那座山——珠穆朗玛峰。 一座山，怎么就成了两国关系的拦路虎？说到底，这山可不只是山。 对于西藏人民来说，珠峰是“第三圣母”，是神灵的化身。对于尼泊尔人而言，那是“萨迦玛塔”，通往天庭的母神。 名字都起得这么庄重，哪一方能轻易说舍就舍？所以，当两国开始触及归属问题时，情感反应远比地图上的边线更激烈。 1955年中尼正式建交后，边界问题原本是计划慢慢谈的。 彼时双方气氛友好，文化交流、经济合作都开展得不错。 直到1960年，尼泊尔首相科伊拉拉访华，把珠峰归属当作核心议题摆上桌。 会前外界本以为这会是一场例行磋商，毕竟山在那儿千百年了，不动声色，归属自有分寸。 但一碰感情，两边都敏感了起来。 谈判一开始就进展不顺，中方拿出历史资料，从清政府的地理档案、民国边界线讲到西藏地方行政划分，意在表明珠峰北坡理应属于中国。而尼方则不看这些图纸，而是强调传统管辖和民间信仰，“我们的百姓一直把珠峰当作祖灵之山，这是代代传下来的。”话一出口，谈判桌上的空气顿时凝住。 中方代表做了简短回应，但显然，情绪已经让理性让了位。 坐在一旁记录的中方秘书事后回忆，那一场谈判，比任何一场边界技术性会议都要难。 不是算经纬度，也不是对照山体线，而是在说服对方放下一种文化认同。 这场会谈的消息传回中南海，毛主席很快做出回应。 他亲自接见了尼方代表团，一句开场就让人印象深刻：“阁下是想把珠峰全部划归贵国？”听上去像是在问，实际却是在点破僵局。 之后的几句更是直白：“一座山，不能让两国友谊翻船。” 于是，他抛出一个提议：山的一侧归你们，一侧归我们，一分为二，谁也不吃亏。 在当时，这种表态其实已经是非常宽容了。 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寸土不让几乎是底线。 可面对的是刚独立不久、还在稳固国内政局的尼泊尔，中国做出退让，是出于对周边和平的珍惜。 只是对方没松口，尼方代表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点了点头，说需要回国再议。 这种态度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尼方政府本就政局不稳，另一方面，印度的影子从未远离。 果然，消息还没散出多久，印度方面就跳了出来。 媒体开始炒作“中国逼迫尼泊尔交出神山”，还有记者写道，“中国从未登顶珠穆朗玛峰，哪来的归属权？”这话传到北京，是赤裸裸的挑衅。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次成功的登顶纪录。 南坡由尼方控制，印度方面早已派登山队频频试探，而北坡因为地形更复杂，气候恶劣，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路线。 可正因为没人登顶过北坡，所以这正是个机会，谁先站上峰顶，谁就在这场博弈里有了发言权。 早在1958年，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珠峰登山计划，原本还计划与苏联联合行动。 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对方撤资撤人，只留下一纸协议。中国这边没有选择放弃，而是自筹装备、招募队员、修路备粮，一点一点把登山的条件撑了起来。 那时候的登山队，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四五，年轻得很。 设备是从瑞士买的，但不全，很多都是国内土法改装。光是从日喀则修到珠峰脚下的那段山路，就花了无数人力物力。 运输车过不去的地方，人背马驮，一步一滑地走。 珠峰大本营设在海拔5200米的绒布寺附近，那地方风大雪厚，队员们用牦牛粪取暖，白天训练，晚上记录气象数据。 1960年春天，攀登正式开始。 队伍分成多个小组，每组执行不同任务：开路、架营、运输、采样。 为了适应海拔，他们进行三轮适应性行军，每次都得往上爬几百米，再下来休息。 到了5月，登山窗口期快要结束，天气预报说，再不出发就得等明年。 周总理一句话传来：不惜一切代价，登上去。那天傍晚，突击小组组成完毕，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贡布四人，带着氧气瓶、绳索和国旗，开始了最后冲刺。 那一夜的北坡，风大得像鞭子抽脸。 撑着彼此往上爬，走一步退半步，海拔8600米的“第二台阶”是最后一道坎，一堵将近二十米高的绝壁，直上直下，没有天然落脚点。 凌晨四点二十，登上了峰顶。 他们在雪地里插上五星红旗，小心地展开毛主席像，拍下记录照片，又埋下一只小小的金属标志盒。 成功登顶的消息传回国内，震动的不只是中国舆论，也让国际媒体改口不少。 不久之后，尼泊尔再次派代表团访华。 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对珠峰问题紧咬不放，而是更愿意听中国方面的建议。 1961年，中尼正式签署边界条约，珠峰以山脊线为界，南坡归尼泊尔，北坡归中国。 自此，世界最高峰成为两国共享的“友谊峰”。 说到底，一座神山不该属于纷争，它属于能理解彼此执念，又愿意放下执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