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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91年9月30日，国庆招待会的照片。江同志和杨尚昆碰杯。当时江同志是总书记，是军委主席，而杨尚昆是国家主席。1993年，杨尚昆任满结束，江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

江同志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可是在他成为核心之后，好几年并没有成为国家元首，因为他没有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当时的国家主席是杨尚昆，杨尚昆任职一直到1993年。1993年开始，江同志才当选为国家主席，同时兼任三大领导职务。

1961年，杨尚昆之子杨绍明，中南海“孩子王”，毛主席预言其未来。这并非预言，而是对一个天资聪颖男孩的由衷赞赏。年仅六岁的杨绍明，在中南海这个特殊环境中，以其活泼好动的性格，迅速成为孩子们心中的领袖。他的父亲，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一家人都居住于此。小杨绍明每天都带着小伙伴们在院子里嬉戏玩耍，热闹非凡，成为名副其实的“孩子王”。毛主席对这个充满朝气的孩子格外喜爱，曾笑着说道：“这个杨小二，将来能当中央委员，咱们等他十八年！”这句玩笑话，在孩子们中间传开后，更增添了杨绍明的传奇色彩。十二岁生日那天，杨尚昆送给儿子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台德国莱卡M2相机。这台精密的相机，瞬间点燃了少年对摄影的热情。中南海，在别人眼中是庄严的权力中心，对他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充满奇趣的游乐场。他拿着相机，四处拍摄，记录下身边的一切。就连平时严肃的周总理，也会主动邀请他：“小二啊，来给我们拍张照片吧？”朱老总和康克清同志在雪地里，也乐意配合他按下快门。刘少奇主席更是常常抱着家中的木雕，等着小杨绍明为其留影。即使杨绍明长大成人，毛主席依旧亲切地称呼他为“小二”，每次拍照后，还会与其闲聊许久。这十几年的中南海生活，成为了杨绍明摄影生涯的宝贵启蒙阶段。他亲眼目睹了国家领导人们工作与生活的不同侧面，那些或威严或随和的瞬间，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七十年代，他加入新华社，成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与其他记者专注于重大事件不同，他更擅长捕捉细微之处，那些动人的瞬间。这不仅源于他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的反应能力，更得益于他从小培养的捕捉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独特才能。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长达十二年对邓小平同志的贴身拍摄。从1980年到1992年，他像影子一样跟随邓小平，用镜头记录下无数历史性时刻：办公时的专注，会议上的决策，以及在全国考察时的奔波劳碌……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拍摄到了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时的神采奕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那组名为《退下来的邓老》的生活照。照片中，邓小平同志或在躺椅上打盹儿，或戴着草帽在院子里看文件，展现了这位伟人生活中的朴实一面。这组作品于1987年荣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新闻人物奖铜奖，这也是中国摄影师首次在这一国际顶级赛事中获奖。此后，杨绍明的镜头转向更广阔的领域，从昆明老街巷弄里满头银丝的篦头师傅，到香港太平山顶上繁华与宁静交织的都市景象，他用镜头记录着人生百态，并将其独特的感悟融入其中。但他并未止步于个人成就，1995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两年后又创办了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他持续举办展览、讲座，提携后辈，不断拓展年轻摄影师们的视野。

1950年，李治求见毛主席，张口就要3000万！没想到，主席不仅没拒绝，还笑道：“3000万太少，我给你加个0，3亿如何？”在当时，李治的要求，这可不是普通的狮子大开口，要知道，那时候的3000万旧币，相当于北京市一年的教育经费！（注：1950年的货币单位是旧币，3亿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3万元）这个人是谁？他要这么多钱做什么？主席又为何如此慷慨？故事，得从南京的一间旧平房说起。当时，新中国第一所军事学院正在南京筹建。李治被任命为首任卫生部长，可当他到岗一看，心凉了半截。所谓的卫生部，不过是两间漏雨的平房。药柜里半瓶磺胺粉、几卷绷带，唯一的医疗器械，是把生锈的手术剪。而学院马上要迎来5000名首批学员，其中三成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伤病员。没有X光机、无影灯和抗生素，拿什么保障这些战士的健康？李治坐不住了，找到刘伯承院长：“刘院长，您让我当这个卫生部长，总得给点家底啊！”刘伯承无奈地摇头：“老李，你看看南京城，路灯都亮不全。国家刚打完仗，朝鲜还在打仗，能挤出3000万旧币，已经是尽力了。”听到这话，任谁都会打退堂鼓，但李治偏不！李治掰着指头算：一台德国产X光机要1200万，一套手术器械800万，剩下的钱，连买药都不够。突然，他想到什么：“刘院长，要不我直接去找毛主席？当年在瑞金，贺子珍同志被炸成重伤，不就是我救回来的吗？”刘伯承笑了：“你这急性子！带枪见主席可是大忌！”不过，他还是写了张便条，让李治即刻赴京。就这样，李治穿着前线作战的旧军装，连枪都没摘，闯进了中南海。警卫发现他腰间的手枪，打趣道：“李医生，您这是要给主席表演枪法？”李治脸涨得通红，赶忙掏出刘伯承的手令：“同志，我太着急了！这枪是朱德总司令长征时送我的，一直没舍得放下。”就在李治忐忑不安时，菊香书屋里传来毛主席的笑声：“恩来，咱们这位李医生还是老样子，当年在遵义给我治疟疾，也是风风火火。快请他进来，带枪就带枪，他要是敌人，我这脑袋早没了！”短短几句话，既展现了毛主席的豁达胸怀，也透露出对李治的深厚信任。一见面，周总理也迎上来：“李医生，可算把你盼来了！去年在西柏坡，你给我治肝炎开的药方，我还留着呢。”几句寒暄后，李治说出此行目的：“3000万旧币。”话音一落，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视一眼。要知道，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过65亿元旧币，这笔钱能让50万灾民吃上一年饱饭！周总理缓缓开口：“李医生，这3000万，你知道能买多少粮食吗？”李治心里清楚国家困难，但想到战场上缺医少药的战士，他咬咬牙：“总理，就这一次！医学院建成，培养出自己的医生，以后能为国家省更多钱。”毛主席站起身，望着中南海的湖面，许久后转身：“李医生，你救过我，救过恩来，救过无数战士。今天，我还你这个人情——3亿！”李治震惊了。3亿旧币，相当于当时新中国外汇储备的1/10！他慌忙起身：“主席，这太多了……”毛主席摆摆手：“不多！当年你用草药给战士治病，分文不收。现在国家给你3亿，是让你把这份恩情，还给全中国老百姓。”这笔巨款，背后是李治30年的医者仁心。1927年，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毕业的李治，放弃租界高薪，加入红军。在井冈山，他用竹筒做注射器；在瑞金，把祠堂改成手术室；长征路上，用盐水洗伤口，松树皮熬退烧药。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贺子珍为掩护伤员，被炸弹炸成重伤，17块弹片嵌入身体。李治冒着敌军空袭，在临时手术台上奋战6小时，把贺子珍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术后，贺子珍握着他的手：“李医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李治却说：“我是医生，救人是本分。”1937年，周总理在延安骑马坠地，右臂骨折。李治顶着严寒，步行30里山路，用自制夹板保住了总理的手臂。正因这些过往，毛主席和周总理才会放心把钱交给李治。他们知道，这笔钱交给他，一定能花在刀刃上。1951年春天，南京军事学院操场上，一座崭新的医疗大楼拔地而起。这座花了2.8亿旧币建成的大楼，配备德国西门子X光机、美国无影灯，还有苏联进口的抗生素生产线。学院里，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医学系成立，200名学员开始学习解剖学。开学典礼上，李治说：“医学是战场上的第二条战线。当年我用草药救人，今天要用最先进的技术守护祖国。”在他的努力下，军事学院卫生部不仅保障学员健康，还支援抗美援朝前线。1953年，学院医疗队带着李治研发的战地急救包奔赴朝鲜，把伤员死亡率从30%降到15%。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剩下的2000万旧币，李治用来创办了南京第一所工人医院。直到现在，这家医院还在守护着当地百姓的健康。1989年，92岁的李治在南京病逝。追悼会上，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挽联：“济苍生，戎马倥偬铸军魂。”

1996年4月7日，89岁高龄的杨尚昆不顾年迈，专程坐飞机来到延安，只因先前接到王毛毛的一通电话，毛毛是王若飞烈士的儿子，他告诉杨伯伯：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60多位革命后代，将自发组织前往延安，参加“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纪念活动。杨尚昆1907年出生于四川潼南，家境富裕，接受了良好教育。1920年，他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接触进步思想，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他进入上海大学学习政治学，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1931年回国后，杨尚昆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组织罢工，宣传抗日主张。1933年，他到达江西瑞金，担任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人，编辑党报党刊，传播革命理念。同年，他加入红军，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与反“围剿”作战。1934年，杨尚昆参加长征，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突破敌军封锁。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在多个政治岗位任职，参与直罗镇、东征等战役。1941年，他回到延安，担任毛泽东的助手，协助处理党务。1945年，他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协调军政事务。1946年4月8日，“四·八”空难发生，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领导人遇难。杨尚昆与这些烈士共事多年，参与悼念活动，整理遗物，表达哀思。这场悲剧加深了他对延安的情感。杨尚昆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998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一生忠诚于党和人民。1996年4月7日，89岁的杨尚昆接到王毛毛的电话，得知60多位革命后代计划赴延安纪念“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他年事已高，但决定亲自前往，准备行装，重返延安。杨尚昆抵达延安烈士陵园，王毛毛率领叶挺、邓发、秦邦宪等烈士后代迎接，队伍中有老人和年轻人。他与众人握手，参加祭悼仪式，献上白菊，低头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敬仰。仪式后，他进入休息室，与后代们围坐，翻看老照片，追忆烈士事迹。相机记录下合影，他端详照片，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强调历史的公正性。1996年延安之行后，杨尚昆返回北京，关注国家事务，与老战友通信，整理回忆录。1998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离去标志着革命老一代的谢幕。革命后代们投身各领域，有的在高校讲授党史，有的参与科技项目，有的从事公益。他们用行动传承先烈精神，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例如，叶挺后代推广红色文化，组织展览；邓发后代编写党史教材。延安的红色印记历久弥新。革命纪念馆吸引游客，烈士陵园成为祭扫之地。延安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学生和游客在此学习艰苦奋斗精神。2023年，延安接待游客超8000万人次，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延安精神被赋予新内涵，激励创新与使命担当。它不仅是革命的象征，更是推动民族复兴的动力，激励后人为国家繁荣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