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抗日英雄谢晋元遗孀带着 4 个儿女流落街头、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一封求助信，递给了陈毅市长...... 那是 1949 年深秋，愚园路上的法国梧桐落了满地枯叶。凌维诚牵着最小的女儿，身后跟着三个面黄肌瘦的儿子，手里攥着的信封被汗水浸得发皱。 信封里装着谢晋元的烈士证复印件，那是 1941 年丈夫被叛徒刺杀后，国民政府颁发的，如今边角已经磨损，却仍是这个家庭最后的尊严。 谢晋元牺牲时，凌维诚才 31 岁，这位曾就读于厦门女子师范的知识女性。 为了养活四个孩子，放下了钢笔拿起了针线，在租界的里弄里缝补浆洗，后来又去纱厂做夜班女工。 1945 年抗战胜利时，她以为日子会好起来，却没想到物价飞涨，丈夫的抚恤金被层层克扣，到她手里只剩个零头。 上海解放前夕，全家挤在闸北一间 10 平米的阁楼里，最大的儿子才 14 岁，已经开始去码头扛活补贴家用。 1949 年 5 月，枪声在上海街头平息时，凌维诚正发高烧躺在阁楼的木板床上。 解放军战士敲门送来了救济粮，那袋掺着谷子的大米，是这个家庭三天来的第一顿饱饭。 后来听邻居说，新市长是打仗很厉害的陈毅，还听说共产党优待烈士家属，她犹豫了整整一个月，才鼓起勇气写下那封信。 市政府门口的哨兵认得 "谢晋元" 三个字。四行仓库的战斗虽然过去 12 年，但在上海老市民心里，那四百壮士死守阵地的壮举，仍是街头巷尾的传奇。 哨兵没有立刻放行，却让通讯员把信送了进去。 半小时后，陈毅的秘书一路小跑出来，握着凌维诚的手说："陈市长请您进去，他正在开的会暂停了。" 陈毅见到凌维诚时，正在批阅文件的手还沾着红墨水。他站起来时碰倒了椅子，连忙扶起来说："谢夫人，让你受苦了。" 办公桌上摆着刚缴获的美军罐头，陈毅让秘书打开给孩子们分了，自己则拿起那封信，逐字逐句地看。 当读到 "四子谢继民年方九岁，至今未能入学" 时，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对凌维诚说："英雄的孩子，不能没书读。" 当天下午，民政局的干部就带着凌维诚去看房子。愚园路 1320 弄的一栋两层小楼，曾是国民党军官的住宅，如今腾出来给烈士家属。 凌维诚推开窗，能看到不远的中山公园，她想起 1936 年和谢晋元在这里拍过合影，那时丈夫还是 88 师的营长，穿着笔挺的军装，眼里有光。 更让她动容的是孩子上学的安排。大儿子谢继志被保送进上海中学，这所由圣约翰大学附中改制的学校，师资雄厚。 二儿子谢继毅喜欢画画，被安排进美术专科学校的少年班；就连最小的女儿，也进了附近的幼儿园。 陈毅特意交代教育局："学费、书本费全免，还要给孩子们订牛奶，不能让英雄的后代输在起跑线上。" 凌维诚去市参事室报到那天，穿了件新做的蓝布旗袍。参事室里有不少民主人士，其中几位认识谢晋元，见到她都起身致敬。 她的工作是整理抗战史料，每当写到四行仓库的战斗，就想起丈夫当年给她写的信："倭寇未灭，何以家为？然国之不存，家亦难安。" 这些文字后来被编入《上海抗战史料汇编》，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1950 年清明，陈毅特意陪凌维诚去四行仓库凭吊。仓库的墙壁上，弹孔仍清晰可见，战士们当年用沙袋构筑的工事，已经长满了青草。 陈毅指着一处弹痕说："谢团长和战士们用生命告诉世界，中国人不好惹。" 那天，谢继民第一次知道父亲的故事，他在仓库前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小脸上满是坚定。 后来凌维诚在参事室工作了 30 年，直到 1980 年退休。 她的四个孩子都学有所成：谢继志成了工程师，参与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 谢继毅成了美术老师，画了一辈子抗战题材的油画。 谢继民则投身文史研究，出版了《我的父亲谢晋元》一书。 2010 年，91 岁的凌维诚在医院去世前，仍保存着陈毅当年批复的那张便条，上面写着："英雄家属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如今，愚园路的那栋小楼成了谢晋元故居纪念馆，墙上挂着凌维诚和孩子们的合影，照片里的她穿着参事室的制服，嘴角有了久违的笑意。 讲解员总会说起那个细节：陈毅在安排住房时，特意保留了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因为谢晋元的老家广东蕉岭，有 "石榴多子多福" 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