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反击战中，冯增敏带着200多人向越军投降，回国后被判10年徒刑，可他却说：“我也是为了这200多个家庭啊！”

当时，越南高平省班英地区大雾弥漫。

山间小路上，一支解放军队伍艰难行军。连续作战让战士们疲惫不堪，脚上的水泡破了又磨出新的，可没人喊一声累。

走在最前面的指导员冯增敏，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影影绰绰的山林。他心里突然一阵发紧——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他，这片寂静得反常的山林里，藏着危险。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越军的枪口已经从四面八方悄悄瞄准了他们。而这个瞬间，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要了解这支队伍，得从抗美援朝说起。

当时，50军在汉江南岸创造过传奇战绩。1951年1月，这支由云南起义部队改编的军队，面对美军精锐，靠着血肉之躯筑起防线。

整整50个昼夜，他们寸土不让。军长曾泽生站在白云山指挥所，看着阵地前堆积如山的美军尸体，激动得声音发抖：“咱们50军，这回总算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挺直腰杆了！”

其中，447团的一个连，全体官兵战斗到最后一人，用生命守住阵地，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这份荣耀，成了50军的骄傲。

带着这份骄傲，1979年对越反击战打响，50军主动请战。所有人都以为，这支英雄部队能再立新功。

谁能想到，这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却在撤军时栽了大跟头。

50军下属的150师，前身是成都军区的独立团和高炮营。平时主要负责修路搭桥，实战训练比148师、149师差不少。

撤军时，分歧出现了。150师师长建议走大路回国，既安全又快速。可军指导组却坚持走小路，理由是清剿残敌、锻炼部队。

这个决定，成了悲剧的开端。

3月10日，448团接到从班英地区撤军的命令。原计划沿高平公路乘车回国，安全又便捷。

但军指导组却临时改道，选了地形复杂的天丰岭小路。那里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

部队刚走到那嘎村盆地，越军的伏击就来了。密集的子弹突然扫射过来，毫无防备的2营瞬间乱了阵脚。

这时，通讯员气喘吁吁向团长李绍文报告：“敌人从三面围过来了！”。

得知三面受敌，新兵们抱着枪缩在壕沟里，吓得脸色发白，根本组织不起有效反击。

更糟糕的是，战斗刚开始，副团长胡庆忠就中弹牺牲，副政委龙德昶也失踪了。部队一下子没了主心骨，陷入混乱。

师部接到求援电报，马上请求派全团兵力支援。但军指导组判断失误，觉得“越军已经是惊弓之鸟”，只同意派1连和8连去接应。

冯增敏所在的8连就这样匆匆出发。没人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九死一生的突围战。

在前往那嘎村的路上，1连和8连遭遇越军围点打援。狭窄山路上，越军占据高地，火箭筒、迫击炮不断轰炸。

冯增敏亲眼看见，一名战士腹部被弹片炸开，肠子都流出来了，还在咬牙往前冲，直到倒在血泊里。

三天三夜激战后，两个连退到一座无名高地。这时阵地上弹药全打光了，战士们只能用石头、刺刀跟敌人拼。

冯增敏摸了摸干粮袋，里面只剩几小把炒面。看着身边战友饿得脱相的脸，他想起母亲在村口塞给他熟鸡蛋：“娃儿，一定要平安回来。”

就在这时，越军的劝降广播响了：“共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保证安全……”带着广西口音的广播声在山谷回荡。

不少战士眼神开始动摇，有人小声说：“再耗下去，真得饿死了。”

3月15日清晨，冯增敏把全连召集起来。大家都以为，指导员要阻止大家跟敌人拼命了，因此都给外起劲。但谁知道，他的话却让战士们很惊讶。

“同志们，咱们弹尽粮绝，援军也指望不上。这样下去，只会白白送命……”

“冯指导员，你糊涂了？！”1连副连长王新跳起来，“咱们是军人，就算死也要死在冲锋路上！”

此时，王新腰间的手榴弹早扔光了，手里还攥着刺刀，可见，他已经做好了跟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冯增敏沉默了好一会儿，却解释道：“我知道这是耻辱。可看看咱们还有多少人能站起来？他们家里都有父母妻儿，难道要让亲人只收到阵亡通知书吗？”

人群里，几个新兵已经哭出了声。

这时，1连连长李和平站出来：“我支持冯指导员。现在硬拼没意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的声音发颤，却很坚决。

最终，202名战士选择跟随冯增敏，高举双手走下山投降。

这件事传回国内，全军震惊。在广州军区战评会上，许世友司令员拍着桌子大怒：“50军的脸都被丢尽了！咱们的部队，从来没有向敌人缴过枪！”

战后，冯增敏和李和平被军事法庭以投降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庭审时，冯增敏辩解：“我是想保住这200多个兄弟的命。”

但判决书里写得很清楚：“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临阵投降不可原谅。”

1985年，中央军委启动百万大裁军。成都军区上报的裁撤名单里，50军赫然在列。

尽管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时立下赫赫战功，可冯增敏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