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访华。在宴会上，鲁迅留下了一句“一塌糊涂”，就愤然离场。后来，他写了《骂杀与捧杀》来评判此次泰戈尔访华。 泰戈尔，1861年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家世显赫，父亲是宗教改革家。他从小泡在书堆里，8岁写诗，17岁出诗集，文采早早就露头角。1913年，他凭《吉檀迦利》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亚洲第一人。这本诗集，写人与自然、神的对话，语言灵动又深邃，连西方人都被折服。他不光是诗人，还是印度民族运动的旗手，办学校、搞教育，反对殖民压迫。不过，晚年他对印度国内的激进运动有点失望，索性周游世界，传播文化融合的理念。到1924年，他已是国际大咖，走到哪都被奉为上宾。 鲁迅家里原是书香门第，可祖父因科场案入狱，父亲久病，家道中落。他小时候爱读古书，字写得漂亮，可家里穷得叮当响。1898年，他考进南京的学堂，接触西方科学，后来去日本学医，想救国人身体的病。可在仙台看了一部影片，中国人麻木围观同胞被杀，他心凉透了，觉得救身体没用，得救灵魂。于是弃医从文，1918年写出《狂人日记》，白话文犀利如刀，揭封建社会的丑陋。到1924年，他已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北京教书、办刊物，名气响当当。 1924年春，泰戈尔应蔡元培、梁启超邀请来华，行程从上海到北京，轰动一时。4月12日，他一下船，上海码头挤了六百多人，徐志摩、林徽因带头迎接，学生、文人跟追星似的，抢着拍照、喊口号。泰戈尔穿着印度长袍，银发飘飘，笑容和气，说中国像他故乡，中印是千年兄弟，现场掌声炸了锅。他的到来，像是给中国文坛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觉得，亚洲的文化巨星来了，咱们得好好招待。 泰戈尔访华期间，跑了不少地方，演讲、座谈排得满满当当。5月8日，他63岁生日，北京的文人给他办了个大宴会，地点在城里一处老会馆，名流云集，蔡元培、胡适、梁启超都来了。徐志摩和林徽因还排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演员穿印度服，布景弄得像印度风情。徐志摩介绍时，嘴上跟抹了蜜，把泰戈尔捧成“东方圣人”“诗魂化身”，台下掌声没停过。可宴会进行到一半，鲁迅却坐不住了。 鲁迅那天也在场，穿着灰长衫，坐在角落。他看着徐志摩等人围着泰戈尔，敬酒、献诗，姿态低得像在朝拜，觉得这场景太离谱。他不是讨厌泰戈尔，他敬重这老先生的文学和反殖精神，私下还说过：“印度没泰戈尔，谁能代表？”可他受不了这种盲目崇拜，觉得中国文人把泰戈尔当神供着，恨不得跪下磕头，哪还有平等交流的影子？他憋了一肚子火，甩下一句“一塌糊涂”，起身就走，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有人打圆场，说他脾气直，别在意，可这事还是成了文坛的谈资。 鲁迅的愤怒，针对的是那股“捧杀”风气。徐志摩等人把泰戈尔吹上天，言辞夸张，姿态谦卑，像是自贬身份。这种追捧，在鲁迅看来，不仅没营养，还让青年失望。本来泰戈尔来华，能聊聊中印文化、民族复兴，可这帮文人光顾着烧香拜佛，哪有真交流？更糟的是，这种风气还影响了年轻人，让他们觉得外国名人高高在上，中国人只能仰望。鲁迅觉得，这不是欢迎文化使者，是在丢中国文人的脸。 几天后，鲁迅写下《骂杀与捧杀》，把这事批得体无完肤。他在文中说，泰戈尔来华，众人摆琴焚香，徐志摩和林长民戴印度帽，左拥右护，把他塑成活神仙，青年看了都傻眼，失望走人。他点名这种“捧杀”害人不浅，隔断了真诚对话，浪费了文化交流的机会。文章一出，文坛炸了锅，有人叫好，觉得他骂得痛快；有人不爽，说他太刻薄。 这场风波，表面看是鲁迅和徐志摩等人的分歧，实际上折射了20世纪初中国文坛的复杂心态。那时候，中国刚经历五四运动，青年们喊着民主、科学，想推翻旧文化，拥抱新思想。泰戈尔来了，大家觉得这是个机会，能借他的光，提升中国文化的地位。可徐志摩等人用力过猛，把泰戈尔捧得太高，反而显得中国文人自卑。这种心态，鲁迅看得很透。他在《骂杀与捧杀》里说，捧杀和骂杀一样，都是极端，害人害己。真正的文化交流，得平等，得有骨气，不能一边倒地崇拜。 鲁迅的反应，也跟他一贯的性格有关。他这人直肠子，看不惯的事，当场就炸，绝不忍着。他敬佩泰戈尔，但更在乎中国文坛的尊严。他觉得，泰戈尔是印度的大咖，咱们欢迎他，但不能把自己放低，搞得像殖民地迎洋大人。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热情，在他眼里成了另一种“软弱”，是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摆脱的自卑病。鲁迅想用“一塌糊涂”和《骂杀与捧杀》，给文坛敲警钟：别盲目追星，别自轻自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