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秋，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起震惊四邻的命案。村民王二牛被发现死在家中卧房，尸体蜷缩在地，口鼻流血，面色发青。他的妻子李氏跪在一旁痛哭，声称丈夫是“突发急病暴毙”。然而，村里人皆知王二牛身强体壮，平日里连风寒都极少沾染，突然暴毙难免惹人怀疑。

案件很快惊动了山阴县衙。知县张秉忠带着仵作赶到现场，一验尸便发现了蹊跷——王二牛的指甲发黑，喉间有灼烧痕迹，显然是中毒身亡。更令人费解的是，李氏的独子王顺在案发后始终闭门不出，面对衙役的询问，他眼神躲闪，双手不住发抖。这些细节让张知县嗅到了阴谋的气息。

李氏被押至县衙后，声泪俱下地陈述：“民妇那日早起做饭，回房时夫君已没了气息！”她坚称自己无辜，甚至主动提出“愿以死明志”。然而，仵作的验尸结果却戳破了她的谎言——王二牛胃中残留的毒物，正是混在早饭的米粥里。李氏每日亲自下厨，除了她，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毒？

面对铁证，李氏突然改口：“是顺儿！他怨恨他爹常年打骂，才在粥里动了手脚！”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王顺被传唤上堂时，脸色惨白如纸，却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张知县敏锐地发现，这对母子虽互相指认，但神情中竟无半分仇怨，反而透着一股诡异的默契。

案件陷入僵局之际，一个意外发现扭转了局面。衙役搜查王家时，在柴房角落发现了一块松动的地砖。掀开地砖，竟是一条通向地下密室的暗道！地窖中堆满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价值远超普通农户所能拥有。更骇人的是，角落里还藏着一包未用完的砒霜，与王二牛所中之毒完全一致。

张知县当即提审李氏：“这些财物从何而来？”李氏闻言瘫软在地，终于吐露实情——原来，她与城中富商赵德贵早有私情。赵德贵贪图李氏美色，许诺“若除去王二牛，便纳她为妾”。而地窖中的财物，正是赵德贵为掩人耳目，假借“接济孤儿寡母”之名送来的赃款。

眼看母亲认罪，一直沉默的王顺突然暴起，冲着李氏嘶吼：“你既要跟那奸夫远走高飞，为何还要逼我毒杀亲爹！”公堂上顿时死寂。原来，李氏早在一个月前就胁迫儿子参与谋杀：“你若不听我的，我便将你私藏禁书之事告官！”明代律法严苛，私藏禁书轻则流放，重则斩首。王顺为求自保，只得将砒霜掺入父亲的粥中。

更令人唏嘘的是，案发当日，王顺因不忍下手，偷偷倒掉了毒粥。李氏见计划落空，竟亲自重新下毒，看着丈夫喝下致命米粥。她万万没想到，儿子为掩盖罪行，会在地窖中私藏证据，最终让这场“完美谋杀”露出破绽。

案件真相大白后，山阴县衙面临巨大压力。按《大明律》：“谋杀亲夫”属十恶不赦之罪，当凌迟处死；而“子伤父母”更是大逆之罪，需千刀万剐。然而，王顺的遭遇却让张知县动了恻隐之心——他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更是母亲手中一枚棋子。

最终，刑部批复的判决震惊朝野：李氏凌迟，赵德贵斩立决，王顺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份判决既维护了纲常伦理，又暗含对“被迫从恶”者的怜悯。有文人将此案写入话本，评曰：“毒妇毁家，稚子蒙尘，皆因贪欲二字。”

这起案件撕开了万历年间底层社会的生存困境。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催生道德滑坡，民间通奸、谋财害命案件激增。据《山阴县志》记载，仅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该县因奸情引发的命案就有11起。而王顺私藏禁书的细节，则折射出朝廷对思想控制的严酷——普通百姓为求自保，甚至不得不向至亲妥协。

更耐人寻味的是地窖中的财物。赵德贵作为商人，能轻易拿出巨额金银行贿，可见当时商贾阶层已悄然崛起。他们用金钱撬动道德枷锁，将触角伸向乡村社会，这与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形成强烈反差。

这桩“妻杀夫，子杀母”的惨案，在明代并非孤例。《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嘉靖年间扬州类似案件：寡妇与盐商私通，逼迫亲子弑祖。这些案件如同镜子，映照出传统伦理在利益冲击下的脆弱性。当“三纲五常”遭遇真金白银，人性之恶往往挣脱礼教束缚，酿成骇人悲剧。

如今重读此案，仍觉警醒——李氏为私欲毁家灭亲，王顺在威逼下丧失人伦，赵德贵仗财横行乡里。这些明代小人物的命运，何尝不是对“德不配财，必遭灾祸”的千年训诫？历史虽已远去，但贪婪与怯懦交织的人性困局，依然在时光长河中泛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