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或许是十大元帅中最低调且最被低估的。

他是北方唯一的元帅，出生山西五台。从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到中央军委副主席都曾担任过一遍。

并且他是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唯一元帅。

令人感叹的是，徐元帅的家族同样为国披荆斩棘。大姐的儿子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共殉，二姐的儿子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

堂弟徐秉谦，在沱阳中学筹建抗日少年先锋队，后在敌后工作遭捕，但坚决带领被捕者起义，成功逃脱。

妹妹徐达，1938年赴延安，投身革命。徐家的这些英雄事迹，令人敬仰。

我非神童，只是山西五台永安村的小子，这是徐向前元帅谦逊的自述。

徐家，在山西五台算得上是望族，其中最出名的是徐向前的十五世祖徐继畲。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降生，徐家第六子。生于“穷秀才”徐懋准之家，每个孩子的命名都充满家族的期望：从“银仓”代表财富满仓，到“银福”寓意福贵，再到徐向前的名字“银存”，寄托着财富的积累与前程似锦。

徐父，村中的读书人，早年丧父，外祖母供他上学，二十岁成秀才。原本可望成为举人，但清朝科举制度渐衰，使他终为“穷秀才”。

尽管如此，他认为名字意义重大，于是给徐向前取名“象谦”，字“子敬”。谁曾想，徐象谦后改名“向前”，与革命之路更为契合，意涵深厚。

乡里的人向往富贵，总是在孩子的名字里找寻好兆头，希望仓里的粮食满满，手中的钱财充裕，田地广袤，牛群壮实。

然而，徐家的“银仓”“银福”和“银存”这三个男子，并未为家中带来盼望的财富。这三个孩子，生来一无所有，每天需要吃穿。

随着子女越来越多，徐家陷入更深的贫穷。当徐象谦三岁时，母亲赵金銮又生了一个女儿。

家中子女众多，大的只有12岁，都还像未长全翅膀的小燕子，只会张口等食，不能自己觅食。

这个女儿被视为累赘，奶奶和家里人都不欢迎她的到来。奶奶最终给她取名“占月”，意思是她“占”了一个吃饭的位置。

然而，当银存6岁时，正值全家过年，12岁的银仓突然生病，一天之内便去世。家里的长辈们，为了保护其他孩子们脆弱的心灵，决定避免他们目睹这悲伤的一刻。

于是，在寒冷的冬日早晨，银福紧紧抱住小弟弟银存，而春月则轻轻地抱着年幼的妹妹，他们在老人的嘱咐下匆匆离开，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

家中的气氛沉重，只剩下那个名字“银仓”时常被人提及，每一次，都伴随着伤感和遗憾。

时光荏苒，赵金銮，当时已经35岁的母亲，在此后又怀孕生下了占月。

然而，小占月的生活并不是都是阳光的。

出生时，因为种种原因，她从未尝过母亲的母乳，是米汤滋养了她的成长。更为坎坷的是，两岁时，她突然得了天花，满头满脸，甚至整个身体都布满了水泡。

这让家中的人都不再看好这个原本就“多余”的孩子，甚至都认为她无法幸存。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炎炎烈日下，小占月被放在一个大筐里，与西屋的猫狗摊在一起。苍蝇在空中嗡嗡作响，围绕病重的占月不停地飞舞，它们贪婪地落在她脸上的水泡和浓血上。

几个孩子们虽然轮流守护着这个病得奄奄一息的小生命，但生死之间，仍然是个未知数。

然而，生命的顽强比人们想象得更为坚韧，占月最终在家人的关心和奇迹的包围中存活了下来。

但这场大病，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脸上明显的麻坑，成为了她成长的证据，提醒着她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引起了父亲徐懋准的担心，他怕占月长大后会因为脸上的麻坑嫁不出去。于是，他在家教她读书认字，外出教书也带上她。

占月知道自己脸上的麻坑和眼睛的不好会让人看不顺眼，所以她读书特别用功。

后来，她努力考上了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在太原第二女子高小找到了教师的工作。

她教书非常认真，对学生们耐心细致。

虽然孩子们最初对这位“麻脸老师”有些排斥，但渐渐地，他们对她的亲切感越来越强。

在那风雨飘摇的抗日战争时期，太原即将陷入敌手，城市中一片惶恐，很多同学都为了生命安全，四散而逃。

徐占月的心中却有了另一个想法，她得知大哥徐向前在传奇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副师长，这让她心生一种壮志。

于是，她充满期待地来到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鼓起勇气说出她的想法——她想加入到八路军的行列，为国家和民族的自由而战。

彭雪枫，这位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见证了徐占月的决心，他提议她去延安——那个革命的圣地。

于是，年轻的徐占月登上了一辆向西开往延安的汽车，从那一刻开始，她的人生彻底改变，开始了一段充满荣誉与挑战的革命历程。

在延安，她改名为徐达，开始了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涯。

不久，1939年初，她便被任命为延安女子大学的干部科副科长，并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徐向前，作为哥哥，对妹妹的情感深沉而浓烈。在得知妹妹徐达已经走上革命之路后，他想念之情溢于言表。

1940年年底，徐向前完成任务从山东返回到延安，他和妹妹徐达的重逢充满了情感。1941年2月，在送别一批干部去山东的路上，一个意外发生了。

徐向前遭到一匹狂躁的军马的攻击，受伤颇为严重。

此时，徐向前身体的恢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贺龙找到徐达，交给她一个“特殊任务”：全心全意照顾二哥，确保他尽快康复。

因此，徐达和哥哥徐向前在生死与共的情境中度过了接近一年的时间，这也成为了她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时刻。

1945年8月，徐达踏入了风云变幻的晋察冀地区。那里，群山叠翠、河流湍急，但百姓的生活却饱受战争之苦。

在那如画的阜平和平山，徐达如同一名革命的巡游者，亲自深入到村落中，与当地百姓交流、开展群众工作，劝解他们相信光明不远。

在她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大革命的一部分，都值得被关心和帮助。

随着1949年的到来，天津这座历史与现代交织的都市见证了徐达的又一次飞跃。她在那里的天津革命大学肩负起了干部部长的重任。

不久之后，她又被调往北京，在那个中央领导的摇篮——中央党校，开始了另一段不平凡的工作生涯。1955年，她回到了熟悉的华北局，继续她的干部工作。

而到了1958年，她的工作地点变得更加具体，她被调派到了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担任了监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双重职务。

然而，人生的旅程并非总是风平浪静。

曾经一度，徐达和她的女儿搬进了仅有几平方米的狭窄屋子。

每一晚，那狭小的空间都成为她满肚怨气的放大器，每当夜深，她都会想起那些曾经的日子，怀疑人生的起伏是不是一种考验。

为了找寻一些答案，她找到了自己的二哥——徐向前。

徐向前深知妹妹的不易，但他告诉妹妹，这是组织上的决策。言下之意就是，徐向前无法为徐达解决眼下暂时的难处。

在繁华的首都北京，徐达的家与她哥哥徐向前的住所相隔了数里。

每次，当她决定拜访那位亲爱的二哥，她都会选择那些深藏于街道中的公共汽车。

你可以想象那种场景：人们熙熙攘攘，徐达手里紧紧地抓住一张简单的小票，脸上写满了期待，尽管她的眼睛早已被白内障的雾霭所遮挡，视力模糊，但她的决心是明确的，那就是去看望自己的亲人。

尽管知道徐达每次的出行都是如此困难，工作人员们好几次都主动提出，为什么不用徐向前元帅的专车送一送徐达呢？

毕竟对于身居高位的元帅而言，这种小事应该并不算什么。

但徐向前的回答始终是那样坚定：“这辆车是为了我工作上的需要而配备的，它是国家的，是人民的，我家的子女亲属并没有资格擅自使用它。”

听到这样的话，徐达虽然心里也是满怀感慨，但她知道，这正是她二哥一贯的作风——廉洁奉公，始终如一。

时间如河，过去的总是那么快。

就在1993年的一个春日，徐向前元帅那个总是不愿给自己找麻烦的妹妹徐达，那个坚强勇敢的革命女战士，因为一场疾病在北京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