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送人上月球，实现了“社会主义”，鲁迅说他胡说八道…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10年深秋的上海，黄浦江的渡轮在雾中鸣响汽笛，租界的洋旗在冷风里猎猎作响。豫园旁的一间小阁楼里，油灯昏黄的光映着陆士谔的脸。 他刚从外面行医回来，长衫下摆沾着泥点，手里攥着几枚皱巴巴的铜板，那是今天给穷苦百姓看病，对方硬塞给他的诊金。 放下铜板，陆士谔铺开稿纸，提起毛笔。他不是要写药方，而是要写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细想”的故事：百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那时的他，不过是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江湖医生。祖上虽是东吴名将陆逊，可到他这代早已家道中落，14岁就被迫出门打工，做过学徒、摆过地摊，最后靠跟着老中医学医，才在上海勉强立足。 行医时，他见多了百姓的苦：租界里洋人横行，中国人受了欺负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黄浦江畔，百姓靠小船渡江，遇着风浪就可能翻船；街头巷尾，饿肚子的孩子随处可见。这些苦，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 所以，他笔下的“未来中国”，没有半分妥协。他在《新中国》里写，1951年的上海，浦东不再是一片农田，而是建起了万国博览会的场馆，各国人来这里看中国的发展。 黄浦江上架起了大铁桥，地下挖了隧道，人不用再靠小船渡江，坐“地底电车”几分钟就能穿江而过。 洋人没了治外法权，见了中国人也得守中国的规矩；甚至有人坐着“飞船”，去月球上探索。 写这些的时候，陆士谔的手好几次停在半空。他自己都觉得“荒唐”，那时的上海，连像样的公路都没几条，电车更是稀罕物，飞船更是只在西洋画册里见过。 可他还是一笔一笔写下去，在书里借主人公的口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书稿印出来后，没几个人当真。 有人说他“穷疯了，想钱想傻了”，有人笑他“一个医生，不好好开药方，偏要写些天方夜谭”。 连当时已在文坛有分量的鲁迅，也对这本书提出了质疑，不是恶意，而是基于现实的清醒。 1910年的中国，清廷腐朽，列强环伺，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空谈“飞船登月”“万国博览会”，会不会是对现实的逃避？ 鲁迅的质疑，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可陆士谔没辩解，只是把书送给了几个相熟的朋友，轻声说：“就算是梦，我也想让大家知道，中国不该一直这样苦下去。” 谁也没想到，百年后，这“梦”竟，落在了实处。2010年，上海世博会真的在浦东举办，场馆的热闹景象，比陆士谔笔下的描述更盛。 南浦大桥横跨黄浦江，地铁一号线穿梭在地下，过江再也不是难事。 中国不仅收回了所有租界，废除了治外法权，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飞船登月”也成了现实，嫦娥探月工程把中国的足迹留在了月球。 有人说陆士谔是“预言家”，可他哪里是什么预言家？他只是个“敢在黑暗里追光”的人。他的“预言”，不是凭空猜的。 那时欧洲已经有了地铁、举办过世博会，他从西洋书里看到这些，便忍不住想：“中国要是强大了，也该有这些。” 而他写“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更是源于一个朴素的信念：中国不该一直受外人欺负，总有一天能站起来。 就像他行医时，明明自己都吃不饱，却还是会给穷苦百姓免费看病——他信“医者仁心”，也信“中国有救”。这种信，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在看清了现实的苦后，依然不肯放弃对光明的期待。 后来有人翻出鲁迅晚年的文章，发现他再提起《新中国》时，态度早已变了。他说，当年觉得陆士谔“空谈未来”。 可后来才明白，在那样的乱世里，能敢想“中国强大”，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就像在废墟里种种子，明知难发芽，却还是愿意浇水，因为相信总有一天会开花。 今天的我们，再读《新中国》，不会觉得它是“天方夜谭”，反而会被一种感动包裹。陆士谔没见过高铁，没见过太空站，可他盼着中国“强”。 在任何困境里，只要有人敢想“光明”，敢盼“强大”，这份“敢想”，就会变成推动国家向前的力量，这，才是陆士谔的“梦”，最珍贵的地方。 那么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信源：直新闻